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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曾陷入传销组织,醒悟后十余年间致力于解救传销人员

李旭:如果没我们,传销比现在还要疯狂

2017年08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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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李旭在安徽合肥天鹅湖公园进行反传销宣传。受访者供图

  ■ 对话人物

  李旭,民间反传销人士。1971年出生,四川阆中人。

  2004年,在亲戚游说下,李旭陷入江苏一传销组织,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后,他自费建立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下设救助热线和网站。

  十余年间,他和他的团队解释骗局、反洗脑,解救传销人员,并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多个非法传销组织。他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陷入传销

  “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两个亲姐姐”

  新京报:媒体报道,你曾陷入传销组织?

  李旭:对。当时我三十多岁,从老家四川阆中到辽宁鞍山做了十来年生意。先是开豆腐坊,后来开小超市,起早贪黑,太辛苦了,收入也一般,我对当时的生活很不满意。2004年的一天,我小舅子跟我说,可以和他一样去南方寻找商机,在江苏包水电工程,一个项目能赚几十万,这是我当时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有诱惑力。不过,最开始我是怀疑的,他以前给我打工,好吃懒做,传统行业都做不好,我不是很信任他。但后来他的亲叔叔、还有我岳父都被他发展过去了,他们给我打配合电话,说那边确实好。犹豫了两三个月,我去了。

  新京报:去了以后发现是什么样子?

  李旭:去了第二天就被带去上课,小黑屋,上面有领导宣布,“生意建设会马上开始”,还让关掉手机。晚上,小舅子他们跟我说,没有水电工程,让我来考察新行业。我当时想走,但迫于亲情,岳父、小舅子都在,怎么都得给面子,答应帮他们听几天。五六天之后,我自己也信了。

  可能是因为天天上课,在封闭的环境里,一直有人跟你讲梦想,投资几千块,两三年之后就能赚钱,风险小、回报大、短平快。身边又都是亲戚,能感觉到家的氛围。还有成功人士的分享会,几百人的大礼堂,他们穿金戴银现身说法,他们确实成功了,这不是骗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那种情况下,就被同化了,想着,这可能是个机会。

  新京报:你也开始发展下线?

  李旭:我先投资了一万多块钱。我当时真心觉得这是发财的机会,应该把机会带给最亲近的人。我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先后发展了三四个人,他们又发展下线,我当时差不多有四十多个下线。我一直做到中层头目。2005年年底,过了兴奋期,我发现了问题。大家都是发展亲戚朋友,到了一定时间,拉不来下线,就没钱了;我上面的头目又偷偷摸摸,总觉得他们有见不得光的地方。我上网一查,这叫传销,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不崇高也不伟大。我才幡然醒悟。犹豫了两个月,解散了自己的团队,报警,最大的头目被抓了。

  反传销

  “曾一次性解救一个家族的人”

  新京报:因为那次经历走上反传销的路?

  李旭:刚退出,我很愧疚,被骗的都是我的亲人朋友。而且我也认识到传销的危害,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扭曲了。我在网上发帖、开博客,揭露骗局。我回到鞍山,通过网络和电话解救了一些鞍山周边的人。一般都是家属向我求助,我跟着家属一起过去,那时候传销组织对新人的控制比较简单,打的都是亲情牌,屋子里有人陪打牌,外出有人陪玩,对新人都很好,也不限制自由。我们把陷入传销的人约到宾馆,现身说法,讲传销的套路、分钱的内幕,我是过来人,一般都能说到点子上。

  新京报:自费去做这件事?

  李旭:带着救赎的心态,因为我害过人。能捞出一个,我自己也很开心。有时候家属会出于感激,给个一两百,大部分家庭困难,也不会做捐助。从2007年开始,我专职去做这件事,从一个人到四五个人,再加上一些志愿者、社会上一些其他反传的组织,哪里有传销,我们就去哪里。当时真是激情反传,不求回报。到2008年年底,发现不可持续,每次去外地反传自己得搭上路费,电话费一个月都得一千多块,我们没有办公场所,就一个手机。尽管偶尔也有网友、以前帮助过的人捐款,千儿八百,但还是杯水车薪。后来开始收费,主要还是差旅费,本地救助不收费。

  新京报:有没有哪一次救助你印象比较深刻?

  李旭:救助过很多。最有成就感的是2015年前后,我们去合肥做过集中解救。那是南派传销,来去自由,家人可以把人约出来。我们扎营在一个宾馆,一次性约出来十来个,每个房间都分工劝说,效果非常好,一次性解救了一个家族的人。

  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份,四川成都有个女研究生向我求助,他父亲被朋友骗到南宁,陷入传销组织,逼着她给传销组织打钱,当时钱都打了,24小时到账,我赶过去,假装是女孩的大学老师做家访,跟他讲我亲戚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两三个小时,她父亲醒悟了,钱也被追回来了。

  传销发展

  “传统传销升级换代,转战互联网”

  新京报:这十年来,传销组织呈现出什么新特点和新规律?

  李旭:参与的人层次越来越高。它不是简单的骗局,也在升级换代。以前传销组织发展的人群都是穷人,现在很多南派传销里,还有博士、海归、公务员、小老板。

  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多了。从几十万到上百万。

  理论上也更完善了,有些南派传销出版了一些精美画册,商会、商务运作,号称北部湾开发之类的,真假难辨。

  骗人手段升级了。以前主要是杀熟,现在伸向了陌生网友。通过网上发布虚假的征婚和招聘信息,把人骗入传销陷阱。

  传销种类也在增多。南北派传统的传销已经在走下坡路,现在都转战互联网了。什么我们公司快要上市了,要增值,融资,出卖原始股;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消费返利;金融互助,比如前几天刚被媒体报道的“善心汇”,还有之前曝光的庞氏骗局……这些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而且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操作。

  新京报:媒体一直在报道传销骗局,不太相信博士、海归这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会陷入传销组织。

  李旭:骗和被骗,和智商、学历都没有关系。只要条件具备,谁都有可能被骗。你信任的人来说服你,你不会防范;到了陌生的环境,信息封闭,密集灌输;一般都是陌生的领域,大家都没接触过传销,对它的概念还停留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层面,其实早就换了马甲,升级换代了;还有众口一词,你最开始不信,但身边的人都相信,羊群效应,你很快会被蒙蔽。

  举个例子,他们会说媒体报道、国家职能部门对传销的打击,都是为了宏观调控。不然,大家都来做这个,种地的不种地,开车的不开车,社会就乱套了。这个行业是给有胆有识的人做的。这预防针一打,就没人相信媒体的报道了。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是国家支持的保密行业。

  打击传销

  “主体是政府,我们只是补充”

  新京报:相关部门也在打击传销,为何这些年还是屡禁不止?

  李旭:多方面原因。相关法律比较滞后。打击传销确实也有难度,以前都是有公司有产品的传销,现在变成空买空卖,基于互联网的传销。这很隐蔽,取证更难。有些网站的服务器在国外,服务器一关,什么都没有了。

  另外,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全国要形成合力,不要运动式打击。不然东边打下去了,西边又起来了。治标不治本。要抓头目、摧网络。

  反传销,主体还是政府,我们只是补充,灭火队员的角色。

  新京报:目前像你们这样的民间反传组织多吗?

  李旭:我的团队是二三十人的规模,全国范围,我估算下来顶多也就一两百人。和人家传销组织上千万人的规模相比,我们势单力薄。而且这些组织都很松散,缺乏监管。

  我们作为反传者,目标是让传销灭绝。但实际结果是,这十几年传销越反越多,这也是我们的尴尬。有时候确实很无奈。

  新京报:你们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李旭:在宣传预防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很多地方传销猖獗,我们掌握了线索,会联系媒体,和我们一起去做暗访调查,放大我们的声音,进而会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后续会有一些打击措施。这是间接的社会效益。如果没有我们,传销可能比现在要疯狂得多,我们起了一个阻击的作用。

  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救所有的人,但救一个是一个。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让无助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给他们点亮这盏明灯。虽然火光很微弱,但会越来越亮。

  新京报记者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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