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重负，让她绽放勃勃的生命之花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她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即凶杀案发生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而凶手也是几个特定关系人之一。她始终以动机分析人性，为读者展现特异怪诞的心理世界。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猫咪，猫咪，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伦敦看女王。”

　　伦敦，白金汉宫，奢华的水晶吊灯下，身着朴素深红色天鹅绒礼服的英国女王。阿加莎几年后回忆起与伊丽莎白二世共进午餐的场景时，仍然兴奋不已。“猫咪，猫咪，你去干了啥？我吓坏了女王座下的耗子呀！”女王座下自然没有耗子，可这位年逾七旬的阿婆，在白金汉宫的女王面前，脑里还在同自己玩着她从四岁起就沉迷的游戏，“猫咪一家”。

　　那个曾经“一头浅黄色香肠式发卷、面容严肃的小女孩”，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独自玩耍。她不太在乎玩具和娃娃，只要假装自己是一只猫咪就好了，围在奶妈脚边，轻声低语，悄悄和其他猫咪对话。

　　如果不是读过阿加莎晚年亲笔写下的自传，谁能想象，这位“制造”了那么多起谋杀案件的“侦探小说女王”竟然满脑子小女孩的俏皮遐想。曾经，院子里的铁环是她的战马、海怪和火车；再之后，是大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接管了她笔下世界的善恶。这么多年，阿加莎始终如一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一路自言自语，一生自得其乐。

　　开朗随和的父亲，善解人意的母亲，不厌其烦的奶妈，拥有尊严的仆人，是他们为阿加莎守护了一个幸福安宁的童年。家像是床很厚的垫子，从此铺在了阿加莎的人生路上，让突如其来的战争、捉襟见肘的生活、失败破裂的婚姻都没能拿她怎样。无论经历什么变故，她总能踏上离开的旅途，任性地开始寻找另一个自己的冒险。

　　1926年，面对母亲离世和丈夫出轨的双重打击，阿加莎在一个冬日驾着那辆她最喜爱的、灰色的、有大鼻子的莫里斯考利汽车，独自消失在暗黑的夜里。没有人知道之后的十二天她去了哪里，这十二天也为阿加莎的人生永远留下了一起失踪案件的谜题。

　　侦探女王本是揭开谜底的人，借一个个现场，一段段对话，一组组证据，找出凶手，维护正义。可这一切都不如阿婆真实的人生更令人着迷，即便身陷现实的谜团，她也能用天赋的想象发掘有趣的游戏，用天性的乐观抵抗生活的不易。无论时代怎么改变，境遇如何艰险，阿加莎都在她创造的那个善恶分明的世界里带我们抵达真相，在前景日益渺茫的现实生活中为我们预留希望。

　　天赋的想象是重负，亦是翅膀

　　“我的童年幸福快乐”。

　　这样简明有力的表述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笃信。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长在一个充满欢乐的家庭，阿加莎在阿什菲尔德宽敞宁静的宅院里拾起的记忆，怎么品都是甜的，好像嘴角挂了蜜。

　　除了由班森船长、班森太太和五个孩子组成的“猫咪一家”，陪伴小阿加莎的还有另一只名叫戈尔迪的金丝雀。它在一段神奇故事里被唤作迪基，另一个主要人物则是阿加莎自己，“他们骑着战马遍游了全国（实际上是我们的庭院），历尽千难万险。”

　　这个害羞腼腆的小女孩，只会在自己幻想的梦境里策马驰骋。遇到真正的高兴事时，即便内心已经狂喜到说不出话来，可表面上看起来仍无动于衷。五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她一只小狗托尼作为礼物，“我以为那孩子会喜欢它”，可她“甚至没敢看一眼那只漂亮的小狗，就躲开了。”

　　她是觉得自己难以确认和消化“这难以置信的幸福”，所以需要立即躲起来静一下。她坐在卫生间里安静舒适的红木坐架上，终于接受了这从天而降的惊喜，“我有一只狗了，一只狗，它是我自己的狗，我自己的。”

　　这就是一直被家人认为“反应慢半拍”的阿加莎。她或许并不是真的慢，只是把反应时间让渡给了她脑海中奔腾不息的神奇幻想，从而让面部表情的平静和矜持，掩盖了她与生俱来的细腻和敏感。

　　阿加莎十一岁那年，父亲因病离开人世，此后母亲的心脏病也多次发作，她在人生中头一次体会为人担忧的滋味。“我常常深夜醒来，心怦怦直跳……来到母亲的卧室外，跪在门前，将耳朵贴在门轴处，凝神倾听母亲卧室里是否有呼吸声。”

　　“我发觉自己一生都背负着想象的重负”，在十二三岁那个最容易忧郁的年纪，阿加莎就领略了想象的另一层重压，“它虽然对我大有裨益——想象力的确是小说家们必备的基本能力，但在其他方面却会使人精神上饱受困扰。”

　　写作是乐趣，成为作家却是意外

　　“我考虑的事情仅有一桩——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们”一样，阿加莎只想把她多愁善感的幻想献给那个期待中的真命天子，“我们都知道幸福就在前方等着：我们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关怀，珍爱和赞扬。”

　　阿加莎脑海里从来没有闪现过当作家的渴望，之后走上作家路也完全算是误打误撞。姐姐在婚前倒是个真正的写作者，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一样，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小时候，是姐姐第一次讲福尔摩斯的故事为阿加莎打开侦探小说的大门，长大后，又是姐姐的质疑和打赌让阿加莎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侦探小说”。

　　可是更快到来的是爱情，还有战争。1914年，是死亡、败退和恐惧占据了阿加莎和阿尔奇这对年轻人的内心，他们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在战时匆匆赶往马路尽头的教堂，没有白色礼服和头纱，甚至连手和脸都没洗，就在圣诞节前夜教区牧师的见证下步入婚姻的殿堂。

　　非常时期就是这样，之前的人生体验总是不足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例外状态，阿加莎成了护士，负责给伤员消毒和包扎。后来又去了医院药房，在那里阿加莎开始构思她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我的四周都是毒药，那么，用毒药害死人自然就是我应该选择的方法了。”“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比利时人来做我的侦探呢？移民中各种人都有，一个逃难的退休警官怎么样？”阿加莎就在和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不断展开想象。

　　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不仅是阿加莎写作侦探小说的开端，也是赫尔克里·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的首秀。第一部书稿的出版在所难免几经周折，辗转几家出版商都没有正面回应，直到阿加莎和阿尔奇搬到伦敦，战争结束，女儿罗莎琳德出生后，才在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我当时没有料到这会是漫长的……如果当时有人问我的话，我会说我可能会偶尔再写写小说。我完全业余，没有任何当全职作家的打算，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乐趣。”

　　希望从来向着乐观笃信的人展开

　　“我嫁给了一个我爱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住所。眼下我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幸福生活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从头到尾，阿加莎都对“男人是幸福的基石”这句话深信不疑。即便告别阿什菲尔德，到伦敦开始全新的婚姻生活，阿加莎也能很快及时调整自己。寂寞的时光，她总能找到点乐子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也许，是阿加莎身上这种对生活毫无保留的热爱一直吸引着我们。“我们也会偶感失望，有不愉快的日子，然而纵观人生，仍是其乐无穷。”这是种极其矛盾的吸引。我们分辨不出她发自内心的热爱究竟是源于一种自我的局限还是乐观的心境。她不太会怀疑外界的判断，只是一味虔诚地相信，然后据此调整自己的轨迹。这种“超然”的态度在她早年学习音乐的时候就显现出来，她一度十分渴望成为一名钢琴家，可当她被告知自己“缺乏在众人面前公开表演的天赋”时，她似乎没有花上多大力气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决意从此放弃。

　　“假如你追求的东西是不可企及的，那就最好接受这一点并另辟新路，不要纠缠在懊恼和妄想之中。”发现此路不通时，阿加莎不会执著前行。“在我们那个时代，从来没有人会被告知是不适合生存的。”晚年的阿加莎不断强调“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秩序分明，善恶可辨，凶手不会逍遥法外，真相最终一定大白。

　　经历过和爱人一同周游世界，拥有了人生第一辆小汽车的兴奋之后，阿加莎也迎来母亲离世，丈夫背叛的重创，没有谁的人生会更轻松，可是那个时代却给予了阿加莎可以坚守的信念和未来。阿加莎在外孙马修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那个快乐的小男孩，“总是有着无法扭转的乐观情绪”，“总有希望的吧！”是的，希望从来会向那些乐观笃信的人展开。

　　我们更像野花——也常常像野草。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机勃勃，奋力穿过铺路石和石板间的缝隙，哪怕植根在不毛之地，也立志张开生命的风帆，享受生活的乐趣，在阳光下成长，直至有人走来，踩在我们身上。即使遭到暂时的摧残，我们也很快就会重新昂首挺胸。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