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侦探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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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对谋杀不感兴趣”,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仔细体会这句话,意思并不单纯:既可以指浸淫日常的读者对邪恶的猎奇之心,又指向了更深层的人性——“人人都有谋杀的欲望”,罪恶由人内部的邪念引起,人性才是谋杀的根本动机。
研究谋杀,即是研究人性。阿婆的推理小说主题只有一个:人性。这永无止境的课题,阿婆交给了笔下的侦探去研究。这些侦探都是虚构的人,却收获了“非虚构”的命运——有的侦探大名鼎鼎到其“去世”的“新闻”能登上《纽约时报》讣告栏;有的侦探为破案出生入死,却只能打个酱油,至今读者提起此人来,依旧一头雾水。被仰望,或者被遗忘,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遇见了现实世界中命运的真相。即使谋杀是假的,人性却是真的。
波洛
死于自杀的比利时侦探
“真正的工作,总在这里头进行(指脑袋)。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切记切记,都是靠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啊,我的朋友。”
总被当成是法国人,小个子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为这件事恼火。他常说自己是个爱国的比利时人,早年经历不详,后来做了布鲁塞尔的警员,1904年突然辞职,做起了私家侦探。
1920年出版的阿加莎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波洛首次亮相——当时他以一战时的比利时难民身份,到英国乡间斯泰尔斯避难,受到庄园主人索普太太照顾。索普太太被谋杀,波洛开始以侦探身份介入,直至其人生最后一案《帷幕》,波洛于外界兜转一圈,看尽人性光明与黑暗,又回到斯泰尔斯庄园并去世,其侦探生涯贯穿了他在英国的侨居生活。
作为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侦探之一,波洛的形象实在滑稽。根据他的好友黑斯廷斯上尉描述的,“波洛的外貌十分特殊,身高不及五尺四寸,但是拥有极高贵的情操。他的头形仿若鸡蛋,总是倾向一侧。上唇留着笔直工整的八字胡。全身上下保持得一尘不染。”就是这样一个身材矮胖的小老头,那双眼睛却可以洞察任何谋杀的迷局,他喜欢坐在椅子正中听取调查报告,再用分析罪犯心理的方法查找证据,最后以“开会”的方式宣布凶手是谁。
在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创作中,以波洛为主角的多达38部,其中34部长篇小说,55个短篇故事,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克里斯蒂深信生活中事情的走向都反映了人性的痕迹,她把自己对人性的体察用在了波洛的塑造上。
波洛不像福尔摩斯那样如猎犬般地紧盯一缕发丝或一枚烟蒂,更不会去易容或格斗,他会花大量时间和嫌疑人谈话,认为人性决定了犯罪几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结尾,波洛在说出谜底时,给了两个结论:一个是真相——车厢里12个人都参与了谋杀,另一个则是根据现场情况为所有凶手制造的开脱理由——死者是个当年拿赎金后依然对一个三岁女孩撕票的绑架犯,对他的行凶是伸张正义。这样的剧情安排,不同于其他侦探小说“法不容情”的惯有认知,却将人性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
在破案中,波洛厌倦了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性阴影,决定回乡下种西葫芦,顺道解决了骇人的《罗杰疑案》(1926)。他看清人性的丑恶无处不在,于是回伦敦重操旧业。此后以波洛为角色的小说在1932-1942年间大量出现,比如《ABC谋杀案》和《五只小猪》,这些都是阿婆的推理名篇。
再次回到斯泰尔斯,波洛又老又病,晚景凄凉,老友黑斯廷斯来看他。两人最后一次合作破了《帷幕》一案。这一次,波洛化身《无人生还》里的血腥法官,亲手处决了恶人。之后为惩罚自己,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故意推开救命药,让自己在睡梦中死去。沉睡前,他与老友道别:“我宁可把自己交到全能的上帝手中。但愿他的惩罚,或怜悯,迅速来到!”
生命最后一刻,无所不知的侦探变成无助的孩童。一个人是否有权把法律握在自己手里?波洛的最后答案:“我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
边织毛衣边破案的乡村老太
“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
这位不是职业侦探,顶多算是刑侦顾问。她是简·马普尔小姐,一个从维多利亚时代走出来的“奇怪的老姑娘”。至于她的断案能力,她的侄子雷蒙德说得好:“有的人犯下谋杀案,有的人被扯入谋杀案,有的人是谋杀案找上门。我的简阿姨是第三种。”
但她实在普通。一辈子住在一个叫圣玛丽米德的英国村庄,终身未嫁,典型的乡下老小姐。早年的经历几乎无人知晓。她目光慈祥,头发雪白,脖子上裹着羊毛围巾,只要一坐上摇椅,就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线活。这样一个让人不会有戒心的乡下老太太,凭借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人性深刻的了解,成为了“摇椅上的神探”。
马普尔小姐首次出现是在1930年的《寓所谜案》中,大约70岁。她偶然地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奇案,之后一个传奇的乡村女神探形象就诞生了。这个人物是克里斯蒂以自己的姨婆为原型塑造的,此后她为这个自己喜爱的人物创作了一系列故事,包括12部长篇和2部短篇集。
这位绰号“老猫”的女侦探总是不紧不慢地登场,通过联想的方式把不相关的事件串联起来,倾听各种人的对话,但只相信一部分——她深知人性里有撒谎基因,“你根本信不得人们所告诉你的话,稍有一点不对劲时,谁的话我都不信。”
马普尔获取人性的来源,都来自她生活的小村子圣玛丽米德。晚年马普尔生活的20世纪中叶,英国的铁路已如同蛛网连接了各个小村庄,乡下再也不是简·奥斯丁生活的那个闭塞环境。世上的每一件谋杀,都可以在此找到,马普尔小姐一点也不闷,她对时代的剧变有自己的洞察。在《破镜谋杀案》中,她说“人们穿着不同了,声音不同了,但是人类还是同他们以前一样。尽管用词有点儿变化,但话题还没变。”
圣玛丽米德和它连接的村镇,每天都在发生“平静小镇里的罪恶”。《谋杀启事》中,依靠报刊上一则预演杀人游戏的“启事”,无聊的小镇居民才兴奋了起来;《寓所谜案》里的上校莫名死在牧师写字台上,动机是连上帝也不能控制的人性——嫉妒。
圣玛丽米德村和千万个村镇的命运雷同——曾经遍布青草和小溪,而后历经现代变革,充斥新型住宅和陌生面孔,而人在贪婪和软弱之间所犯的恶从未改变。深谙英国乡村生活经验的克里斯蒂借马普尔小姐之口说:“乡村生活,充满邪恶。”
汤米夫妇、巴特尔警长及其他
致不甘平庸的冒险者
阿婆热爱的侦探,并非只有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虽然剩下几个没那么风光,但也都很有性格。比如汤米夫妇,这一对活宝夫妻在阿婆著作中共出现5次,与其说是侦探,不如说演的是谍战。这对在1922年《暗藏杀机》中初次登场的男女,破获多起间谍案件,挽救英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像是一战后的“垮掉的一代”,对日常生活看不上眼,渴望用冒险摆脱平庸。当两人在《泰晤士报》上刊登求职启事——“两名青年冒险家待聘。愿意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报酬应丰厚。”之后,命运带他们走上了一条既能混生计,又充满冒险的正义之旅。从1941年《桑苏西来客》里喜结良缘,到1973年的收山之作《命运之门》,这对“冒险家”夫妇像是永远不安分却一直能化险为夷的老小孩。
另一位探长巴特尔就倒霉了,阿婆对警察向来不屑,这位“高高的个子,身材粗大,加上刻板的面容,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整个人是用木头雕的”苏格兰场警探,出场有五本书,就是红不起来:1925年《烟囱别墅之谜》走间谍小说路子,巴特尔隆重出场,被人遗忘;1929年《七面钟之谜》巴特尔依然有点迟钝;1936年《底牌》,巴特尔和波洛一起查案,焦点转向了比利时小个子;1939年《杀人不难》,巴特尔作为警监混了个脸熟;直到1944年《零时》,他才捞到了一桩“完美谋杀”。深夜暴雨中,悬崖边别墅里围困着一群嫌疑人,巴特尔从人性切入案情核心,他运用的诡计和推理,不输给波洛和马普尔,他只是时运不济。
此外,还有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甘当配角侦探的雷斯上校,《奉命谋杀》里只追求真理却不通人性的阿瑟·卡尔博士,波洛的好友奥利弗夫人,以及只出现在短篇的神秘的奎因先生……
如果不是阿加莎推理小说的发烧友,这些“虾兵蟹将”甚至难入读者的记忆,他们原本被规定在正常生活程序里,一个阴差阳错被卷入谋杀案,于是也想对人性里的恶做点抗争。这么做的原因,就像福尔摩斯曾反复引用福楼拜的一句名言——“人是渺小的,作为就是一切。”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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