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与中国 历史迷雾中的山河故人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在介绍日本文学中的新动向时言及：“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以此为契机，谷崎润一郎其名为中国文坛所识。此时，距离谷崎踏上中华大地开始他的第一次异国之旅还有半年光景。

　　说起来，大谷崎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曾先后两度游历中国，发表一系列诸如《西湖之月》《鹤唳》等充溢着“中国情愫”的作品。私下里，他与郭沫若、田汉等文坛巨匠也交情甚笃。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亦开始纷纷译介他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与借鉴。百年岁月呼啸而过，如今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邂逅彼时的那些山河与故人。

　　1 圆梦之旅精神寻根

　　1901年，时年15岁的少年谷崎润一郎曾向其就读的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刊《学友杂志》投过一篇题为《牧童》的汉诗：

　　牧笛声中春日斜

　　青山一半入红霞

　　行人借问归何处

　　笑指梅花溪上家

　　毋庸置疑，这首诗的趣旨明显仿效了杜牧的《清明》，行文也略嫌青涩。但重要的是，谷崎润一郎在创作伊始，“中国情愫”已经作为原动力和精神血脉内化到了他的作品之中。以此为发端，初登文坛的谷崎一鼓作气写了数篇取材于中国古典的作品，如《刺青》里出现的夏桀宠妃“末喜”，《麒麟》里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等。在谷崎的笔下，这些几千年前的中国人物，生动鲜活，仿若重生。

　　谷崎访华前一年，写就了《玄奘三藏》，在登上开往中国的海轮之际，又发表了《鱼之李太白》。如对中国没有好感，没有热情，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怎可一挥而就！可以说，谷崎是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憧憬开启了异国之旅，绝非有些学者所说的“折中之选”。首先，从访问身份而言，谷崎润一郎拒绝了以海外特派员身份“公派”出国的机会，而选择了随心所欲的“个人游”。其次，从经济支出的角度而言，谷崎本人先是从《中央公论》杂志社预支了一大笔稿费，又出售了自己两本书的版权，才凑齐了旅费，得以成行，历时两个月的“中国深度游”花费不亚于去一次美国西海岸。如果没有激情，谷崎又何苦而为之呢。

　　就这样，1918年10月9日，谷崎开启了他的中国圆梦之旅。他先乘坐关釜联络船，到达釜山，短暂停留几日后经由朝鲜新义州至沈阳，之后由北向南辗转山海关、天津、北京、汉口、九江、庐山、南京、苏州、上海各地，于当年12月7日在上海乘船返回神户。谷崎本人对这次中国之旅是很满意的，而且，他似乎更中意中国的南方，不时发出“中国越往南去，愈加美丽”之类的感叹。回国后，以中国南方游历见闻，写就《苏州纪行》《庐山日记》《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多部作品。

　　对谷崎而言，这次中国之旅，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美景之旅，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在回国后旋即写就的《鲛人》一文中，他称中国为“日本过往文明之母”，自己“也终归是个东洋人”。这些都与他若干年后回归传统之道暗中契合，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2 再赴上海 情愫内化

　　大概是第一次中国之旅甚合谷崎心意，七年后，他打算再赴中国。1926年1月13日，他从长崎乘坐长崎丸号海轮，直抵上海，在当时的高级饭店“一品香”，开了个豪华间，住了一月有余。初到上海，土屋在功德林给谷崎接风洗尘。席间，得知“今日的中国，由青年文士艺术家发起的各种新运动风起云涌，日本的小说戏剧等也经由其手得到了充分译介”，谷崎不禁愕然。

　　数日后，承蒙日本熟人宫崎议平介绍，谷崎去内山书店拜访了内山完造。内山向其介绍了书店的年销售额、销售图书种类及读者群等情形，并说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等几位中国文士想见见他。几天后，见面会在内山书店举行，大家畅谈了日本作品的译介与中国话剧的组建情况。散会后，胜友高谈兴未阑，谷崎又约郭沫若、田汉至其下榻的一品香旅馆秉烛夜谈。其间，三人把酒畅谈，所言甚欢。郭沫若慷慨陈词道：“我国的传统文化已被当下的西洋文化取而代之，田园已经荒芜，农业开始衰败。这些无一不是外国佬的恶行使然。”谷崎忙安慰道：“大城市的财富日益集中，乡村日益败落这种情形是世界性的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而郭沫若对此一语否认。

　　谷崎应该从那时意识到，他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沟壑，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跨越不过去的。其实，田汉对此也是深有感触的。他在当年6月写就的《上海通信》中，提到 “第一次见面的夜里，我和郭沫若兄一起，和谷崎先生在他下榻的一品香旅馆里进行了一番长谈。谷崎先生的中国观实在太过寻常，和一般日本的实业家或者众议院议员之类没什么大差，令我和郭兄大为失望。”

　　然而，谷崎润一郎的第二次中国之旅并未因此而戛然而止。1月29日，上海文艺界为谷崎发起了盛大的“文艺消寒会”。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友好，谷崎在日后的《上海见闻录》中提到，“那天晚上开怀畅饮”，被大家抛举，被拥抱，被抱着跳舞，甚至被亲吻，至晚上十二点，始尽欢而散。

　　之后的日子，田汉身兼翻译及导游，陪谷崎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并观看了多部电影及戏剧。2月12日，是农历除夕，欧阳予倩邀请田汉和谷崎去自家过年，并品尝了地道的湖南菜。日后，谷崎在《上海交游记》中回忆道：“和那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年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2月17日，谷崎乘坐长崎丸离开上海。回国后，谷崎经过反思，终于承认上海是一座过度西化的城市。此后，中国情愫不再以一种具现化的形式出现在谷崎笔下，而是以一种更隐蔽更内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3 谷崎汉译 影响深远

　　1924年1月19日至30日出版的《盛京时报》，首次连载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麒麟》，由北京旗人作家兼时报主笔穆儒丏译就。穆氏文笔飘逸，最大程度还原了原作的古典气息，还用洋洋洒洒四百余字，详尽地介绍并评价了谷崎其人及作品作为译首。周作人眼中的“颓废派”谷崎，在穆氏笔下则是“宁馨儿”“艺术的天才”。其中缘由，大概在于身为报社主笔的穆氏，欲借谷崎作品，向身处“文化沙漠”的伪满洲文坛推介这股“耽美主义”新风潮。

　　耐人寻味的是，接下来的三年间，谷崎润一郎的译介陷入泥潭，而1928至1930年，谷崎的作品译介进入井喷期，《富美子的脚》《恶魔》《麒麟》等多部作品汉译本得以出版。这与《金屋月刊》的创办以及译者章克标的努力密不可分。很多研究者将章克标定义为“唯美——颓废主义者”，其实并不尽然。虽然唯美主义是章克标的主要创作元素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章克标曾身兼作家、翻译家、编辑、教授、汪伪政府宣传部要员等诸职。特别是在其任伪职期间，再版大量谷崎作品汉译本，个中缘由不禁让人三思。

　　1931年起，谷崎作品的汉译又一次陷入低迷。1931年至1936年六年间仅有三部译本出版。译者之一的田汉在1930年写下《我们的自己批判》，宣告创作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向，四年后，以李漱泉的笔名翻译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集《神与人之间》，除了收录五部作品外，还写了长达66页的《谷崎润一郎评传》和《谷崎润一郎年谱》。《评传》中，论及翻译动机，田汉是这样说的：“这个恶魔主义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强有力地认识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社会现象一面……他的作品内描写的典型至今日还有生气。”其中教化意义不言而喻。

　　郁达夫、施蛰存等文坛大家作为读者亦受谷崎作品影响。郁达夫在1926年11月的日记中，明确提及自己读了谷崎《痴人之爱》，之后写就的《迷羊》、《过去》等作品就可以明显看出对谷崎艺术风格的借鉴。施蛰存也在1937年读毕陆少懿译《春琴抄后语》后，写就随笔予以呼应：“觉得这位东邻作家所抒述出来的对于小说中之对话问题的许多意见，颇足为一向蕴蓄着的鄙见作一个同声相应之声明。”几个月后，施蛰存的最后一篇历史小说《黄心大师》横空出世，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也。

　　很多人提及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的渊源，往往将之归结为“中国趣味”抑或“中国情趣”。笔者认为“中国情愫”可能更为妥当。“愫”，真实的情意，诚意也。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不断被译介成中文出版，也算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位老朋友的一份情意和诚意。借谷崎先生第二次访华之际，中国友人唐琳的赠诗聊以作结：“寂寞空庭树，犹发旧时花。一夜东风起，吹落委黄沙，落花安足惜，枝叶已参差。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

　　□金晶（日本大阪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