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杀人疑犯：22年的双面人生

　　如果22年前的事情没有败露，刘永彪仍然是那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第一个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也是该县第一个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称谓的人。

　　22年前，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一家旅馆内发生了一起惨案，旅店老板一家三人及一名旅客被人杀害。案发后，警方展开追捕，在客房内发现了烟头、脚印等。由于技术手段受限，案件迟迟未能侦破。

　　8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警方宣布，22年前的重大杀人案件破获。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归案。经过突击审查，该案的另一位嫌疑人汪维明也在上海被控制。

　　刘永彪被带走时没有反抗。他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办案民警说，据刘永彪交代，民警来排查抽血的时候他就想自首，这22年他内心备受煎熬，曾准备鼠药自杀。

　　22年前的命案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芜湖文学圈。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被扒出，人生经历连同作品也成了人们的谈资。有人去书店找他的书，想看看他的内心世界。

　　“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芜湖作家谈正衡在朋友圈中写道。

　　8月11日早上，朋友给谈正衡发来信息：“听说彪子被抓了？”谈正衡起初不敢相信，和警方再三核实后，他才回复朋友的消息：“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当年刑侦支队重案中队副中队长宋荣根回忆，经过调查，1995年11月28日中午一点多，刘永彪和同村的汪维明在湖州市织里县的“闵记饭店旅馆”入住。放下行李，他们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然后出门。

　　29日，旅店老板和同住在旅馆的几名旅客在三楼房间里赌博，有人在楼梯口放哨。刘永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他走出旅馆，在旁边邮电所门口徘徊了很久，然后回了旅店。

　　11月30日，二人将同住在旅馆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杀害，但只弄到百十块钱。于峰随身没带太多行李，把钱藏在裤裆里，两人没有搜到。

　　随后，旅店老板一家三人也被他们杀害。老板手被捆绑着，身上有被逼问击打的痕迹。

　　宋荣根始终有个遗憾。“当初出动了那么多人找，两人的轨迹还是有空当。两个半天时间的行动轨迹找不到，如果能找到，说不定当年案子也破了。”

　　刘永彪两人归案后，宋荣根很想见见他。他想知道，自己追踪了22年的“隐形人”，和自己脑海中勾勒的形象是否一致。

　　山村人家

　　大家都说，刘永彪给村里人丢脸了。现在网上都在骂中洲村，村里人都在骂刘永彪。

　　中洲村位于山路尽头，距离南陵县城有二十五公里。村民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

　　中洲是个大村，以主路为界，分成东西两边。汪维明住在村东，刘永彪住在村西。汪维明家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蓝瓦尖屋顶，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从他家拐几道弯就到刘永彪家，走路只要几分钟。

　　刘永彪的父亲是大集体时代村里最后一个指导员。村里的人都还记得，他是附近的南陵县九连乡人，入赘到村里，“他爸爸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头，一顿饭能吃一脸盆肉，能喝酒。刘永彪的身材遗传了他爸爸。”同村的木匠、村民汪玉（化名）说。

　　在村民们印象中，几乎没见过刘永彪下地干活。退耕还林之前，刘永彪家在山上有五六亩田，都是他父亲在种。有村民说，刘永彪从小身体差，干活不行；也有人把他定义为好吃懒做的典型。

　　“包产到户之后，刘家的田位置比较远，挑190斤的担子走十多里山路，要翻几个山头。只要一下雨，刘家的田就会被淹。刘永彪觉得种田没有希望，从小想改变这种方式。”刘永彪在村里的发小汪林说。

　　汪林记得，刘父很少管教儿子。在刘永彪早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跟着父亲下地插秧的经历，也写过很多有关父子之间亲情淡漠的文章。

　　村民们回忆，1995年，刘永彪的父亲喝农药自杀。父亲出殡时，按照村里的习俗，儿子要在队伍前面捧坛子，但刘永彪没有回家奔丧。家里人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村里人骂他，老子死了也不回来。

　　“他爸爸埋在‘大涝’山上，刘永彪很少去看。坟前的荒草都长了一人多高。”汪玉指着村子背后的一座青山，顿了一下，“竹子都长得碗口粗，没人砍。”

　　汪林记得，刘永彪在父亲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父亲的文章。“父亲对幼年时期的刘永彪起到了很大影响。”汪林时常感叹，刘永彪父亲对他管教不严，他才交到了汪维明这样的朋友，走上了歪路。

　　游手好闲

　　在汪林眼中，汪维明平时游手好闲。汪林最后一次见到汪维明是在南陵县弋江镇上，他和汪维明打了个招呼，问他干吗去，汪维明挠挠头，打牌去。“他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赌鬼，从小就是。”

　　汪玉想起，一个星期前，他在村口看见汪维明。他打着麻将，和旁边的人说，玩不了多久，一会儿接到电话就得走。

　　汪玉记得，早些年，汪维明家兄弟姊妹七个，条件非常不好，家里人吃不饱饭。2003年之前，汪维明一直以种地为生。大集体时期，他是篾匠，偶尔做些稻篓换点小钱补贴家用。2003年，村里退耕还林，山上种了树，汪维明谋了个护林员差事，每年2500元。

　　就连结婚时，汪维明也只是请木匠给他打了一张吃饭的小桌。家具都是祖辈留下的老家具，住的是二十多年的老瓦房。

　　“他就是好赌。”村民们都还记得，三四十年前，汪维明的儿子出生不久，妻子因为一次婆媳争吵，上吊自杀身亡。

　　村民说，因为汪维明的生活作风问题，时常有人找上门打架。有一次，他用竹刀砍人，他母亲伸手去挡，左手差点被砍掉。“现在（他母亲）手都是残疾的。”汪玉说。

　　汪维明一家的转机出现在汪维明弟弟身上。汪林觉得，汪维明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弟弟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都知道，汪家最小的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汪维明在公司帮忙，一个月能拿5000多。“他弟弟去美国前给汪维明弄了个公司法人，汪维明的命运轨迹才有所改变。”

　　汪维明经常和村里人吹嘘，他的弟弟结识了某个大老板，有权有势；他儿子也经常开着叔叔的奔驰车在村里闲逛。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维明的几个妹妹都在湖州做童装生意，汪偶尔过去帮忙。

　　“他看到湖州做服装生意的都很有钱，才酝酿了那次杀人抢劫，可以说是有预谋的。”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连江说。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 后，汪维明也归案了。事情很快传到了中洲村。汪玉看到汪维明的家人派车把他的老母亲接走了，“肯定是怕他妈妈知道了受不了。”

　　赌博

　　“我觉得，刘永彪是被汪维明带坏了。”汪林说。“两个人一起出老千，被村里人逮到了，有人说要把他们腿打断。”

　　汪林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刘永彪和与他相差十岁的汪维明相交甚深，他只知道，他俩相识于赌桌上。“他俩在一起就是赌钱。刘永彪赌得很大，他把藏在家里各处的钱都翻出来，拿到赌桌上挥霍。”汪林说。

　　芜湖作家谈正衡也知道刘永彪好赌。很多年前，他就看到过刘永彪蹲在马路边的小赌摊下注。他经过时，赌桌上十元票子摞成小山。他回来时，刘永彪已经输光了钱，跑到朋友处借钱，接着赌，“后来朋友们看到他都躲着走。”

　　1990年，刘永彪自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回程时没有钱，很多作家都对他伸手支援。有个作家把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但很快被他赌掉了。

　　8月初，汪林最后一次见到刘永彪。当时，他和南陵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汪林和他们打了招呼，问刘永彪，怎么回来了？刘永彪说，来招生。

　　汪林一听“招生”两个字就来气，他戏谑地说：“刘永彪，你可不能祸害村民。” 刘永彪冲他笑了笑，没说话。

　　汪林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刘永彪打着自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招牌招摇撞骗。“每招到一个学生，他就从中间拿回扣。”

　　2010年左右，刘永彪经人介绍到南陵一家大型的私企上班。坐办公室，工作轻松，很多人羡慕他。但没过多久，他就被炒了鱿鱼。“老总进办公室时看到他把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村里一位知情人透露。

　　刘永彪归案之前两天还在和几个朋友“打掼蛋”（一种扑克游戏）。那天他总是输钱，很烦躁。他说：“老子输惨了，老子干脆死了。”他小声嘀咕，头两天打牌一直输钱，不知道中了什么邪。

　　作家

　　“他有文学感觉，如果他扎扎实实地走文学路，说不定会有成就。”芜湖作家胡旭东曾经这样评价刘永彪。汪林对此表示赞同。

　　南陵县是安徽省文学大县。汪林和刘永彪都是从中洲村走出来的“农民作家”。

　　1985年，合肥文联办了一个未来作家函授班，汪林跟刘永彪同时报了名。汪林还记得，刘永彪的处女作是在未来作家的学员号上发表的，那是一篇诗歌，有十多个字，题目里带了个“春”字。

　　刘永彪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八九块钱。“那天他特别兴奋，请我吃饭，一直在聊文学创作。”

　　汪林一直觉得，刘永彪是幸运的，他在函授班里遇到了“贵人”鲁彦周。鲁是作家、戏剧家，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安徽省巢湖市人。鲁彦周曾给刘永彪回信时称，刘是有才气的，将来经过努力，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鲁彦周把刘永彪的几篇文章分别推荐给安徽日报、青年杂志和安徽文学，连续发表了几篇。刘永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鲁彦周肯定他的“艺术感觉”，是对他最大的鼓励。

　　从那之后，刘永彪的写作兴趣被激发了，开始专心写作。

　　当时，南陵文化馆的王馆长亲自来中洲村看望刘永彪，在村里引起轰动。村民跑到刘永彪家门口围观，议论着“县文化馆干部都来看他了，他要出名了。”

　　那几年，是刘永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在芜湖作家谈正衡看来，刘永彪在描写基层农耕劳动的艰辛方面很有灵性。刘永彪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在酷暑下劳作，被晒得头晕目眩；半夜抢着给农田放水，村民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出现斗殴现象；还有底层农民在乡间的内心挣扎和颠沛流离。

　　这些文章给谈正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永彪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一般人很难超越。”

　　汪林认为，刘永彪最好的一篇作品是《乡村的舞蹈》，描写了菜子秆被火烧着跳舞的样子。当时，这篇散文发表在安徽日报的第一版。

　　但是，后期的《难言之隐》和《一部电影》，让谈正衡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这样的故事很恶俗。”

　　1995年之后，刘永彪经常往南陵跑，先后在南陵县电视台、南陵报、芜湖日报南陵版工作过。直到两三年前，他被安排到萃英园中学做校报主编。除此之外，在汪林印象中，刘永彪再没做过正经的工作。

　　2004年开始，刘永彪开始做作文培训班。当时，他到学校找汪林，希望由他向校长推荐，给学生上作文课。试课之后，刘永彪向校长提出要收费上课。“要钱你又不跟我说，我以为他不要钱。”因为这件事，汪林很生气。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还获了奖。“《一部电影》是他自己自费出版的。”汪林很不屑。他记得，当时刘永彪拿着30本书到学校请他帮忙代销，至今，书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他的住处还有存货，一直没卖掉。”

　　汪林不喜欢他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是对文学的亵渎。他也曾直面刘永彪说过类似的话，刘永彪没说话。后来，刘永彪在《难言之隐》的自序中写道：“如果有一百人、二百人能懂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2014年11月，刘永彪创作的25万字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出版，第二年改编成50集电视剧的剧本。

　　这个机会，是谈正衡介绍的。但刘永彪交稿后，谈正衡接到了朋友的电话，朋友向他抱怨，还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呢，怎么连文通字顺都没达到？刘永彪把所有的“洒家”都写成了“酒家”。

　　在南陵文学圈，看不起刘永彪的不止他一个。汪林分析，圈子里的草根作家比较少，刘永彪在其中是个异类。“每次作家开会时，刘总爱和别人抬杠。其他作家一听他说话，马上就不和他讲了，不愿意和他啰嗦。”

　　刘永彪也不愿意和南陵文学圈的人一起。“南陵县作家协会填表和登记，他从来都不参与，本土的微信群他也从来不加。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

　　把家人害惨

　　直到归案之前，刘永彪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汪林每次到南陵，刘永彪就找个小饭馆，点几条河鱼、一盘小菜和几瓶啤酒招待他。

　　2015年，刘永彪在南陵县买下一套二手房，三十几万，一次性付清。“他的钱都赌掉了，哪有钱？”一位村民说，“那套房子是他老婆掏钱买的，还找亲戚借了20万。”

　　刘永彪出事之后，刘永彪的妻子黄岚（化名）整日整夜地哭。村民替她不值。

　　黄岚是泾县邻村的高中毕业生，经中洲村村民介绍，嫁到刘永彪家。结婚时，刘永彪没办酒席。直到前几年村里查户口，他才补办了结婚手续。

　　刘永彪在家里不干活，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黄岚做。木匠汪玉去给他家修房子，看到屋里的楼梯上堆满垃圾，家里人每次上楼都要踩着一大堆装修材料和垃圾上去，“每踩一步都打滑”。但刘永彪从来不收拾。

　　“他每天叉着腰走来走去。村里人背后都说他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汪玉说。

　　平时，刘永彪除了吃饭、赌钱，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东西，黄岚经常连他的房门都敲不开。

　　“刘永彪在《难言之隐》中提到，老婆一直不支持他写作，两个人为此经常吵架，村主任每次都站在他老婆那边。”汪林说。

　　十多年前，黄岚被村里的小学辞退后，自己在家办了个幼儿园。刘永彪家2010年盖了新房，二百多平米，花了十几万。“都是老婆靠开幼儿园挣的钱。”村民们说。

　　“大约是2000年，刘永彪带着儿子搬到南陵县城住，他老婆和女儿还在村里。”一位村名介绍。

　　中洲村距离南陵县25公里。“每周五下午，黄岚都要骑着电动车去县城看孩子，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周日晚上再回村里。每周都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原来的生产队队长汪全（化名）说。

　　黄岚经常对着村民骂刘永彪，说他是“害痨病的”。“她找刘永彪要钱，刘永彪从来不给。幼儿园请的工人，现在还没结工资。”汪全说。

　　黄岚说自己被刘永彪害苦了。村里的女人过去陪她，她说自己哭不是心疼刘永彪，是觉得自己委屈，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最近几天，黄岚家的幼儿园也不开了。马上开学了，村里人都说，下学期不会把孩子放在她家了。“她家里出了杀人犯，谁还敢把孩子放那？”虽然村里人都知道，刘永彪杀人的事情黄岚并不知情。

　　但是，中洲村人最看重名声。“最近村里人都在说，她家大女儿肯定没人要了，讨不到老婆的也不会要她。儿子以后也讨不到老婆了。他真是把家人害惨了。”汪全替黄岚感到惋惜。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安徽芜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