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姑娘与“慰安妇”老人的十年

　　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

　　她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两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们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8月14日，黄有良葬礼这天，海南炙热。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黎族人、汉族人、志愿者、记者、官员，各种身份的人都来了。

　　中午时分，灵柩早已封死，铺上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一名女子走到灵柩前。缭绕的烟雾里，她跪下来，哭着对着棺材说话。

　　如果你看过电影《二十二》，你应该见过她的眼泪——

　　她叫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24岁的她接触到对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从此加入关爱“慰安妇”的组织、到海南留学、在日本普及史实、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这桩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志业。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妇”们当是历史的一份证物，但是她们是否快乐，是否孤独，是否受到伤害，这个日本姑娘在乎。

　　最难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见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传单。

　　和电影里比起来，她瘦了许多。短发，脸孔瘦白，戴圆眼镜，一笑有两颗虎牙。穿着布衫布裤，背着两个深色的布袋子。33岁了，还是一副大学生的样子。

　　那宣传单，有中文和日文两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们的笑容。下附两个二维码，扫进去，是两个一直在更新的网站，主题都与海南的“慰安妇”相关。

　　从2008年接触“慰安妇”至今的十年里，她三年多时间在中国。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

　　她在微信里说，这一趟，先后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内去世，是内心最难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参加葬礼，去新坟扫墓，从海口坐大巴，到各个镇上再换三轮车，往昔记忆，历历在目，大哭了几场。

　　这一次，她出发前，黄有良还没去世。她给黄有良的孙子发了短信，给老人带了东京药店的药膏。这些实用的小礼物，老年人都喜欢。

　　8月13日，飞机刚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来，她整个人都蒙了，绷住自己，给朋友们发了信息，才敢哭。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桌子人，她看起来最朴素。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已经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说：“没事，我喜欢它。”

　　我们好奇她现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说，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她身上已经有了很深的中国烙印。吃饭吃到辣椒，会下意识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让大家猜她最喜欢唱什么中文歌，结果答案让人大跌眼镜——《套马杆》。这是海南长途大巴车上常播放的歌曲，从海口到老人们家里，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张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1984年，她出生于一个开放的家庭，妈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甚至她读的幼儿园，都是一个积极响应社会运动的幼儿园。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

　　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

　　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

　　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老师讲课时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试题中没出现，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

　　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大学里，她遇到了许多亚洲留学生。课上，大家热烈讨论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她一头雾水，觉得惭愧，“身为日本人，却不知道日本社会的这些历史问题。”

　　她深深感受到，历史被极度边缘化，战争的苦痛与伤害，已经被人们的记忆流放。

　　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

　　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

　　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

　　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毫无悬念的结局。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

　　她记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再沉重不过，老人们落了泪，去的人也跟着哭。

　　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还是想强奸过她的日本军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朋友们或读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为“慰安妇”多做点什么，干脆跑到海南师大去念中文。

　　那时，整个海南师大只有三个日本留学生。另外两个都是退休的老头儿，“退休后在家里没位置，不想待在家里和老婆过，才来海南。”

　　在海南师大读大二的张莹莹（化名），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麻衣。因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开始陪麻衣一起去乡下见老人。

　　张莹莹说，麻衣当时总拿着一张海南岛的地图，帮助记忆老人们的家庭住址。地图很快被翻烂，折页处起了白线。

　　让张莹莹惊讶的是，从海口到乡下，曲曲折折的路，换大巴、坐三轮，日本姑娘比她这个当地人还熟。她知道镇上的市场怎么走，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市场里的人都认识她，见了面还要感叹一句，“哎呀，那个日本女孩子，又来买东西了。”

　　她俩拎着水果、礼物走在路上，开着拖拉机的村民停下来，会和麻衣打招呼。“然后我就吓到了”，张莹莹问，“怎么连路人都认识你？！”

　　这一年，海南岛上活着的“慰安妇”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儿。寒暑假，就干脆住在山里。

　　比起村里人，她和这些老人更亲近。了解她们的善良、孤独和敏感。在电影《二十二》里她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最亲密的“祖孙”

　　米田麻衣说，当时健在的七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叫王玉开。

　　米田麻衣有个微博，头像就是她和王玉开的合影。在临高县皇桐镇皇桐村人的家里，她搂着老人，露出标准的八颗牙，老人戴着一顶红帽子，嘴角弯着，眼里都是笑意。

　　因为“慰安妇”的经历，王玉开已无法再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还有个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也喊儿子。但她仍独居山中，家中一间平房，一床薄被，门前一两棵石榴树。

　　张莹莹回忆，麻衣在老人家，顺手拿起一块木头做的硬枕头，就能呼呼大睡。老少两人，做饭、洗衣，一个人用临高方言，一个人用日语，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乐。

　　呆得久了，麻衣干脆拿了DV，一年从头拍到尾。片子剪出来，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和日语，命名为《阿婆的四季》。片子里都是生活的细节。

　　电饭煲的盖子已经脏得不行了，煮饭时咕嘟咕嘟冒泡。屋里黑，老人要拿着电筒照着，用筷子夹几粒米，尝一尝，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过年，一起做祭祀的仪式。点起鞭炮，红纸噼里啪啦炸开。

　　夜里，麻衣就躺在屋里，一只昏暗的灯，枕着手臂，与老人聊天。

　　有时候麻衣住了几天，准备走，老人就难过得要哭。她俩的合照，麻衣洗出来给老人，老人放进了相册，后来相册坏了，她怕丢，一针一线把照片紧紧缝在了相册内页。

　　也有些事情，让麻衣很沮丧。因为麻衣和朋友们常来看老人，总带着礼物，偶尔其他热心人也上门，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里抢东西。还有些村民，因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总爱说闲话。

　　但老人在同村认的儿子儿媳，早就接纳了她。家里孩子结婚，也邀请她参加。她去给老人扫墓，儿媳会早早杀了一只鸡，做好了，在家里等着。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孙女符子英吃饭。两人如往常般，回忆起奶奶生前的细节。

　　符子英说，“我奶奶爱吃肉，大块的肉煮了蘸酱油。”

　　麻衣有同样的记忆，“是啊，她戴着假牙，吃东西好大声好大声。”

　　她俩学起老人嚼东西的样子，牙齿磕碰，发出很大的声响。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叹了一口气，“好怀念哦……”

　　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这几年，在海口定居的张莹莹，总是收到麻衣发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讯息。她又在哪里展映了《阿婆的四季》、办了影展，或是又在哪个大学做了讲座。她一年年还是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这些事儿。

　　在大学课堂上，她讲关于慰安妇的一切事情，关于亚洲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关于“慰安妇”们十多年的诉讼。有女孩子听得哭，觉得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也有人站起来反对——“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过”。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麻衣看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慰安妇”是妓女、她们打官司就是为了要钱，还有的，甚至不承认历史上“慰安妇”的存在。

　　一次在东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妇”的事情，旁边一个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个时候战争啊，没办法。”

　　听到这话，她气坏了，转脸就反问，“那时候美军在冲绳强奸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杀，你接受吗？也是战争没办法？”

　　那人无言，悻悻结束了对话。

　　8月，她还在东京的咖啡馆里做电影放映。这次在海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发给去看电影的人。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她这样对大家解释做这些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跟历史有关联的，如果不去学习、不去反省，那人类还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但麻衣心里明白，当今日本社会对“慰安妇”的态度，比起十年前并未好转。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词汇已被删去了。老人们日渐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赔礼道歉已几乎无望。

　　民族主义、历史真相与身份认同，在她身上交缠。张莹莹和杨小群都告诉我们，麻衣与她的朋友们确实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政见者的压力。

　　但她唯一担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会给老人们带来痛苦。

　　“有时候阿婆和我们一起吃饭，随时会想起日军做的事。有人说起遭遇性暴力的体验，晚上会做噩梦。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想，我这个日本人究竟应不应该去看她们？我的来访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

　　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在海南，活着的“慰安妇”只有4个了。

　　这次麻衣和朋友们去看了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她们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

　　李美金是个乐观开朗的老太太。两年前姑娘们去，她还开心地亲了她们的脸颊。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显黯淡下去，拖着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凤，耳朵在战争时被日军打坏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无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讯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静的日脚，活着的老人们就这样一呼一吸，守着落日西沉。

　　战争时扛过枪的林爱兰，在养老院里过世了。按照黎族的风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线，把她的灵魂从养老院牵到家里。但养女没有钱做招魂仪式，黎族人的意识里，她的灵魂还在外游荡。

　　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这些年也风流云散。如今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不超过十人。

　　米田麻衣从不主动说自己的窘境。这次，符子英还问，你来这边的机票，是什么电视台给你报销吗？她说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时惊讶，怜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东京、香港、台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因为阿婆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我们问。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我们再问。这是很有可能的结局。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艺 海口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