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需要直面人类最难以启齿的问题

　　《驱魔》

　　作者：韩松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二十一世纪中期，病人杨伟在赤色汪洋中的医院船上醒来，发现世界被人工智能统治，病人成了算法的一部分，药战争代替核战争，生命成为游娱、艺术、痛苦和魔障的综合体。

　　《天父地母》

　　作者：王晋康

　　版本：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4月

　　科学家楚天乐预言的空间暴涨提前到来，人类智力将退回到原始状态，人类通过努力成功在异星播下文明火种，然而，由于严酷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一新文明科学昌明，却缺乏道德制约。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几乎灭绝了地球上自己的“祖先”，最终，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用艺术之美及人性之爱完成了对残暴的征服。

　　《特工袋鼠》

　　作者：陈致宇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

　　“袋鼠”并不是一名普通特工，除了接受过特殊的情报训练、掌握尖端科技之外，还拥有一项独一无二的能力：打开另一个维度的“口袋宇宙”，可安全藏匿任何东西。

　　作为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产物，科幻文学警示科技极速发展之下的人类处境，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痛与忧。通过科幻这种文学形式，虽然人类目前还无法做到精准地预测未来，操控自身命运，但一代又一代科幻作家都以“踮起脚尖看未来”的姿态，剖析和揭示科技之于人的异化和人类的险境，让“未来”不再渺远无物。在“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人熟知的当下，西方科幻文学200年的创作与发展能给中国科幻以怎样的借鉴？

　　科幻寄寓文艺复兴的灵魂

　　新京报：你的新书《驱魔》描摹了一个被人工智能全面统治的世界。你如何看待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关注？

　　韩松：驱魔描写的是超级人工智能通过一个很具体的节点即医院，可以取代医生并进而接管整个人类世界。这里的基础是社会以人为本或者以生命为中心。当前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的未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看到它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警告防备它的危险性。它有可能是人类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面掌握的能毁灭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些工具或者武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核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科幻也被称作预警文学，功能之一就是提醒人们阻止世界末日的到来。

　　新京报：科幻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过的文学类型。西方科幻二百年的发展史，对中国科幻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韩松：现代科幻被认为是1818年出现在英国的，是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产物。中国长期是农业大国，真正持续的科幻热兴起比较晚。西方科幻给我们的借鉴启示是，创作类型要更加包容，想象力还要更解放一些，要紧跟科技前沿发展，要直面人类最难以启齿的问题，要用大无畏的精神去挑战前任制定的规则，它们不一定都是对的。另外科幻的核心是人文而不是科学，它寄寓着文艺复兴的灵魂。

　　新京报：中国作家的科幻作品译介进入国际市场，其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韩松：优势是中国科幻作者年轻，体现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劣势也是中国科幻作者年轻，受限于中国的格局和表达。我以科幻作者身份参加过几场国际文学会议，发现国外读者对中国科幻很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有科幻，都写些什么，写作是否受到限制，怎么看反乌托邦等。科幻还是小圈子，而且文学总的市场不大。但科幻电影拍摄好，可以走向世界的。

　　科幻文学是描写101种“可能的未来”

　　新京报：对于如何在科幻这一“舶来品”的外壳之下创造属于自身时代和民族的作品，你有怎样的心得？

　　王晋康：我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科幻作品中，应该是中国味儿最浓的作品之一，我自嘲为“中国红薯味儿”。这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作为一位工程师，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仅出于爱好。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我开始科幻写作时，就只是为了写我“个人之所欲言”，心中没有科幻与主流文学的籓篱之见，没有“科幻必须如何写”的定规，也没有经过对国外科幻作品的模仿阶段。再加上我写作科幻时已45岁，与其他年轻作者相差至少一代，是站在过去看未来，所以笔尖下流淌的自然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血与汗水。

　　新京报：在当下这个急速变迁的时代，通过科幻作品，实现对未来的精准预测是否还有可能？

　　王晋康：对“远未来”不可能精准预测的。科幻文学能做到的是描写101种“可能的未来”，如果真正的未来能包括在这101种描绘中，我们就要开香槟了。但也有可能，真正的未来超出了科幻作家的预测范围。尽管我们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极度昌盛，人类终究能够进入自由王国，能够精确预言乃至操控自己的未来，那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高高兴兴地迎接每一天的朝霞。

　　相较于“远未来”，科幻对“近未来”做预测的准确性要大一点。比如，对于近两年突然爆发式发展的人工智能，我早在2003年第5期《科幻世界》就发表过《人工智能能超过我们吗？》一文，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直到2005年，美国著名发明家雷·库兹韦尔出版了《奇点》，这个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

　　新京报：20年前，你曾说：“科学对人类的异化，接近了一个临界点。以前是补足阶段，达到了上帝造人标准，现在，正超过补足，到了改进，这一步，非常可怕，没有界限了，将产生新人类。我预言的临界点已经到了。”通过你的观察，这个“临界点”在哪里？科学对人类的消极影响是否已提早到来？

　　王晋康：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之后，已经反转过来改造人类了。何时科技对人类的异化超过了“补足”阶段而达到“改进”，那就是一个临界点。到目前为止，科学对人类的影响仍是“正面”大于“负面”，但两者多重缠绕嵌套，根本无法分清。有人担心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发展会造成大失业，这是比较短浅的担忧。只要人类社会的总财富在增加（因人工智能的辅助而急剧增加），经过短期震荡之后，这些财富终将达到某种程度的平均化，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类会把大部分劳动给人工智能，自身只去发展文学、艺术、哲学这类人文领域。我担心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过临界点，成了地球的真正主宰，将人类无微不至地置于翼下，人类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科幻作家的特点是踮起脚尖看未来。只要把目光放远，一些看来难以解答的问题就会变得清晰。比如：人工智能是否能发展出意识（感情、信仰、直觉、我识等）？我的答案是：看看人工智能从何而来。人类智能来自于几亿年前地球原始汤中某些普通原子的自组织，形成了能够自我复制的原子团，经过几亿年的进化，在充分复杂化后产生了质变，产生了高于普通物质的东西。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你真不好意思说硅原子就做不到。这个过程绝不会需要几亿年，因为人类已经赋予人工智能很高的起点。

　　在美国，“星际旅行”

　　或有回潮趋势

　　新京报：在中国，和其他文学题材相比，科幻小说仍属小众，除网络写作平台外，新作家发表科幻小说的渠道依然有限。北美阅读和出版科幻小说的环境和现状如何？

　　陈致宇：北美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有好多家科幻与奇幻小说的杂志和网站。有一些会专注于相当冷门的特定题材，比如《英雄奇幻季刊》（Heroic Fantasy Quarterly）只做古典式的英雄奇幻题材等。这类杂志或网站的市场并不算火热，但大家都很尊重它们的编辑意见，就像Uncanny Magazine曾几次摘得雨果奖。当然，好多杂志都只是线上杂志，不做纸刊。在美国，奇幻始终比科幻作品卖得好，在所有题材中，爱情小说依然是最热销的。但类似于《权力的游戏》和《火星救援》这样的作品能从媒体对主流文学的大量关注中突出重围，多半是因为它们经过好莱坞的改编。

　　新京报：总体上，中国科幻作家重点关注“后人类时代”和人工智能两大主题。根据你的观察，现阶段北美科幻关注哪些主题？

　　陈致宇：当下美国的科幻小说类型非常庞杂，星际旅行的主题近期有回潮的趋势，比如安·乐克（Ann Leckie）的“仆士的正义”系列就是以已有的科幻题材为外衣，注入新的内核。我希望看到更多作家从过去自己喜爱的阅读中汲取营养，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些理念。

　　电影和电视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科幻小说。我个人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看了《星际迷航》开始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上世纪90年代，因为《终结者2》，我记忆中似乎美国涌现出更多运用科幻元素的动作片。但这些动作片运用未来科技的概念，仅仅是为了合理化那些大场面。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科幻小说之于文学、社会的意义？

　　陈致宇：有人说，科幻小说其实并不是讲述未来，而是讲述当下。但科幻小说尤其能帮助我们思考未来，以及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学会运用这些或让人警醒或充满启示的想法。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