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反叛的衰落

　　160年前，法国文坛发生两件大事。其一，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出版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其二，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出版诗集《恶之花》。

　　两位文人的命运相似，都因作品而被指控伤风败俗，但结局不同——拒绝删改一字的福楼拜被法庭审判无罪，从此名声大噪。浪荡子波德莱尔没有那么幸运，《恶之花》出版后十天横遭厄运，法国官方报《费加罗报》大肆攻击，舆论界哗然，直至法庭传讯。上层社会骂声四起，文艺界褒贬不一。波德莱尔被判处巨额罚款，并没收诗集，勒令删除其中“有伤风化”的六首诗。十年后，即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病困交加，死于巴黎。

　　波德莱尔已经离开了150年。一个半世纪里，他逐渐“声名显赫”。作为象征派代表作的《恶之花》的出现，拉开了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序幕。波德莱尔，则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创始人。

　　然而，什么是现代主义？这场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文化运动浪潮，囊括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包豪斯、印象派、蒙太奇等数以百计名号的运动，在一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人类艺术样貌的风潮，却从没有过统一的宣言和联盟。

　　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凭借强大的文化“肺活量”，写下厚重的《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一书，勾勒现代主义萌芽、发展、衰老、直至死而复生的过程，几乎涵盖了现代主义所有重要方面。

　　对于弥漫于现代艺术、文学以及其他文化生活领域的这场声势浩大却各自为战的骚动，很难用单一定义去限制“复数”的“现代主义”，但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归为它的麾下。彼得·盖伊说，比如兰波的一首诗，卡夫卡的一部小说、贝克特的一出戏，或者毕加索的一幅画。

　　彼得·盖伊试图总结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他认为最突出的在于：异端的诱惑，即“不同寻常、标新立异和实验性强的东西比那些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和按部就班的东西更加魅力无穷”。在所有异端分子中，彼得·盖伊首推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第一位英雄”。

　　“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这个波德莱尔提出的名词，就是那“热闹的都市”和“时髦的自我享受”。创新的艺术家，从现代社会开始，“必定不会专注于传统古籍、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愉快恬静的乡村生活”了。

　　从此以后，都市成为现代主义者一个“巨大的画廊”，那“时尚生活的精彩场面”，比如热闹的大街、别致的四轮马车、可爱的女人，甚至黑色双排扣长礼服，都成为现代主义这盘“菜”的原料。然而，谁能概括这道“大杂烩”的代表风味？

　　彼得·盖伊将画家和剧作家、建筑师和小说家、作曲家和雕刻家看做现代主义时期不可或缺的元素之范本，试图以弗洛伊德式的视角去揭示19到20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将现存的浩如烟海的资料囊括于一本书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盖伊并非想编写一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目录册，他只想探求其中的文化共性，即“合众为一”。

　　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同为现代主义的斗士，都对陈词滥调的传统庸俗审美厌倦，而他们的后人，都在各自领域单打独斗。说现代主义是最“个人主义”的，也不会有错。要把不同声部的独唱汇聚成和声，难免喧哗。

　　这喧哗的反叛，最终却令人遗憾地被资本市场“招安”，再度成为大众的“日常审美”。彼得·盖伊对现代主义的衰落慨叹，当“后现代”开始扑朔迷离，当流行文化的波普艺术广为流传，这一切也许都宣告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生命走向消亡。

　　详见B02-04版·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