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书评周刊·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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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卡帕罗斯

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

2017年09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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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作者:(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
译者:侯健 夏婷婷
版本: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本书讲述饥饿的人们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中忍受饥饿,并试图发现: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依然有9亿人每天都在忍饥挨饿?
马丁·卡帕罗斯(Martín Caparrós),1957年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至1983年间,他曾活跃于多个地下刊物,期间在巴黎获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旅居马德里,在西班牙《国土报》工作。2004年,马丁·卡帕罗斯获得行星奖,该奖项的奖金数额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饥饿》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已在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出版发行。

  今天,“吃饱”是个问题吗?没错,我们每天都会肚子饿上一两次,然而恐怕没有什么像真正的饥饿感那样,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

  当我们用吃饱喝足来对抗饥饿时,是否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绝望的人们面对饥饿却无能为力?当下,有多少人会自发关注那些远离我们几千公里之外死于饥饿的人?对阿根廷作家马丁·卡帕罗斯来说,饥饿是从童年起就根植在脑海里的焦虑。

  1957年出生的卡帕罗斯没有受过饥饿之苦,但他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关于“饥饿”这个词最残酷的版本:饥荒。在他10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看电视新闻:一个小国宣布从尼日利亚独立出来——比亚法拉共和国。之后,这个短命的国家1970年发生饥荒,重新并入尼日利亚,100万人因饥饿而丧命。那时的黑白电视屏幕上,饥饿就是那里的孩子们脸上筋疲力尽的苦笑,以及他们身旁嗡嗡作响的苍蝇。

  几十年过去了,卡帕罗斯不能忍受沉默。他要讲述饥饿的故事,因为他愤怒。

  

  拒绝书桌,用脚步讲述饥饿

  马丁·卡帕罗斯一直在工作,不肯休息。为了讲述那些忍受饥饿的人们的故事,他走遍印度、孟加拉国、尼日尔、南苏丹、美国、阿根廷等10个国家,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世界各地的饥饿现状,写成了如讲义般厚重的《饥饿》一书。

  “……我看到那位姑姑冲着小床弯下身子,把小男孩从床上举了起来,擎在半空看了一会儿,她的神情很奇怪,好像有些吃惊,又像是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就像非洲人习惯的那样,她把孩子的四肢展开,放到了孩子母亲的后背上,让孩子的脸扭向一旁,而胸脯则紧贴着妈妈的背部……小男孩伏在妈妈的背上,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而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样,此时那个孩子已经死掉了。”

  这样的叙述,让这本非虚构作品读来像一本“饥饿故事集”,卡帕罗斯仿佛一位“饥饿学”教授,贪腐、教育、传统、全球化、石油、战争、人道主义援助、跨国公司……大量关于饥饿的数据和新闻倾泻而下,与故事交织,互相印证。然而,如果你笑称他为“教授”,他恐怕只会耸耸肩。

  卡帕罗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写作,做过数十年记者。1973年他获得了《消息报》实习机会,与父亲有过一场有趣的对话。父亲说:“你想要进新闻业就进新闻业,我不阻止你,但是你尽量试着不要做一个记者。”卡帕罗斯疑惑,“记者是什么样的呢?”父亲说:“记者就是一群什么都知道一点,但实际上又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父亲的话触动了他,他拒绝成为一个坐在书桌前的记者。这种创作态度为《饥饿》一书提供了基础。饥饿话题实在非常大,他曾苦恼于如何入手——饥饿在他看来不止是数字的堆砌。事实上,卡帕罗斯觉得人们应该为饥饿问题感到羞耻:“如今全球粮食产量可以养活120亿人,地球人有70亿,但依然有9亿人在挨饿,每天都有大约25000人死于饥饿。”

  这些抽象的数字必须具体化,“让读者感动十分钟”的故事如果用来贩卖苦难,就变成了隔靴搔痒。如何与文字的堕落抗争?“几百万人正在挨饿”,这些文字应该激发更多东西。

  最极端的贫困,在于想象匮乏

  他想揭示饥饿的原因,让读者不要迅速遗忘苦难。他深入不同国家的历史调查饥饿之因,最终发现,饥饿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少部分人占有了太多资源,饥饿本质上是政治和经济原因导致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惠于技术进步,终于能生产出养活全人类的食物。从此以后,饥饿变得更加残忍,“不是我们无力生产粮食,而是粮食过剩。”卡帕罗斯曾经走访过一些实验室,在那里人们不需要饲养动物就可以人工培养肉类食品,但最后的受益者是谁?“是生产肉类的人,而不是需要的人。”生产更多粮食不是为了解决饥荒,而是为了集中少数人的财富。

  当代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提出,用政治手段也许能预防未来生物技术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卡帕罗斯在《饥饿》中有类似观点——他觉得解决饥饿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政治。

  然而,当饥饿落实到个体困境,解决起来似乎更困难。在走访中,卡帕罗斯设计了一个同题问答,收到了来自不同贫困地区的几十个穷人的回答,答案让他心里发毛。

  印象最深的答案,来自尼日尔某村子里一个30多岁的女人艾莎。几年前,他和艾莎坐在她家草舍前的藤垫上,伴着正午的汗水和枯树的阴影,艾莎对他说自己天天都吃面糊球。于是,卡帕罗斯在惊诧之下,向她提出了此后无数次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向一个全能的法师索要随便一个神秘东西,你会要什么?”

  “我想要一头奶牛来产奶,如果我把奶卖一些出去,就能有钱去买些材料来做饼,我再到市场去把饼卖掉,这样多多少少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

  “但我说的是那位法师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真的随便什么都行吗?”

  “对,什么都行。”

  “那么,两头奶牛?有了两头牛我就一定永远也不会挨饿了。”

  艾莎和她的两头牛。卡帕罗斯心痛地想:原来,极端贫困中的极端贫困,是对未来预想的匮乏。

  【对话】

  文学如果有作用,那就是让人怀疑

  新京报:《饥饿》的尾声里,你批评人们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没人知道该对未来期待什么,我们对它只有恐惧”,如何理解这种对未来的恐惧?

  卡帕罗斯:我们而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对未来有明确规划的时代。想到未来,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环境污染和人口危机。或者更好一点,我们想象的未来是只有科技的世界,自动汽车、人工智能、太空漫游……仿佛未来的美好都寄托在科技上,政治制度和人性都缺席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过于畏手畏脚,这是一个无聊的历史时刻。

  新京报:《饥饿》的扉页你引用了作家贝克特的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一点。”你曾说这是一本“失败之书”,甚至是一本“丑陋之书”。

  卡帕罗斯:每一本书写完以后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部分是指——我们既不能在书里穷尽所有的设想,也不可能把书里所有的设想都变为现实。对于这本书更是如此,饥饿是人类最大的失败,不是靠写一本揭露罪恶的书就能解决的。我写下那些丑陋的人,不知羞耻地拥有和浪费其他人急需的东西,这已经不是正义或道德的问题,这是美学的问题。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唯一可能的美学就是反叛。再一次爱,再一次失败,这样更好。

  新京报:哲学家阿多诺曾有一句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大屠杀或者饥荒这样的苦难,文学艺术的表达似乎苍白无力,只能沉默。写《饥饿》其实也会面对这个困境:无论你怎样书写饥饿,你都无法解决饥饿的问题。并且,面对苦难,悲情的文字可能会有“贩卖苦难”的危险,你如何消化这个问题?

  卡帕罗斯:所以我说《饥饿》是失败的。因为我写了《饥饿》也不能让更多人不挨饿。但我部分地不同意阿多诺的这句话,在我看来,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必须加以区分,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里的英雄那样,我们去行动,不是因为必然会带来好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文学的责任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让我们思考为何会有饥饿和集中营这种事物产生?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作用,就是让人产生怀疑。

  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马丁·卡帕罗斯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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