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

　　今天，“吃饱”是个问题吗？没错，我们每天都会肚子饿上一两次，然而恐怕没有什么像真正的饥饿感那样，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

　　当我们用吃饱喝足来对抗饥饿时，是否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绝望的人们面对饥饿却无能为力？当下，有多少人会自发关注那些远离我们几千公里之外死于饥饿的人？对阿根廷作家马丁·卡帕罗斯来说，饥饿是从童年起就根植在脑海里的焦虑。

　　1957年出生的卡帕罗斯没有受过饥饿之苦，但他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关于“饥饿”这个词最残酷的版本：饥荒。在他10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看电视新闻：一个小国宣布从尼日利亚独立出来——比亚法拉共和国。之后，这个短命的国家1970年发生饥荒，重新并入尼日利亚，100万人因饥饿而丧命。那时的黑白电视屏幕上，饥饿就是那里的孩子们脸上筋疲力尽的苦笑，以及他们身旁嗡嗡作响的苍蝇。

　　几十年过去了，卡帕罗斯不能忍受沉默。他要讲述饥饿的故事，因为他愤怒。

　　拒绝书桌，用脚步讲述饥饿

　　马丁·卡帕罗斯一直在工作，不肯休息。为了讲述那些忍受饥饿的人们的故事，他走遍印度、孟加拉国、尼日尔、南苏丹、美国、阿根廷等10个国家，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世界各地的饥饿现状，写成了如讲义般厚重的《饥饿》一书。

　　“……我看到那位姑姑冲着小床弯下身子，把小男孩从床上举了起来，擎在半空看了一会儿，她的神情很奇怪，好像有些吃惊，又像是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就像非洲人习惯的那样，她把孩子的四肢展开，放到了孩子母亲的后背上，让孩子的脸扭向一旁，而胸脯则紧贴着妈妈的背部……小男孩伏在妈妈的背上，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而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样，此时那个孩子已经死掉了。”

　　这样的叙述，让这本非虚构作品读来像一本“饥饿故事集”，卡帕罗斯仿佛一位“饥饿学”教授，贪腐、教育、传统、全球化、石油、战争、人道主义援助、跨国公司……大量关于饥饿的数据和新闻倾泻而下，与故事交织，互相印证。然而，如果你笑称他为“教授”，他恐怕只会耸耸肩。

　　卡帕罗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写作，做过数十年记者。1973年他获得了《消息报》实习机会，与父亲有过一场有趣的对话。父亲说：“你想要进新闻业就进新闻业，我不阻止你，但是你尽量试着不要做一个记者。”卡帕罗斯疑惑，“记者是什么样的呢？”父亲说：“记者就是一群什么都知道一点，但实际上又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父亲的话触动了他，他拒绝成为一个坐在书桌前的记者。这种创作态度为《饥饿》一书提供了基础。饥饿话题实在非常大，他曾苦恼于如何入手——饥饿在他看来不止是数字的堆砌。事实上，卡帕罗斯觉得人们应该为饥饿问题感到羞耻：“如今全球粮食产量可以养活120亿人，地球人有70亿，但依然有9亿人在挨饿，每天都有大约25000人死于饥饿。”

　　这些抽象的数字必须具体化，“让读者感动十分钟”的故事如果用来贩卖苦难，就变成了隔靴搔痒。如何与文字的堕落抗争？“几百万人正在挨饿”，这些文字应该激发更多东西。

　　最极端的贫困，在于想象匮乏

　　他想揭示饥饿的原因，让读者不要迅速遗忘苦难。他深入不同国家的历史调查饥饿之因，最终发现，饥饿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少部分人占有了太多资源，饥饿本质上是政治和经济原因导致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惠于技术进步，终于能生产出养活全人类的食物。从此以后，饥饿变得更加残忍，“不是我们无力生产粮食，而是粮食过剩。”卡帕罗斯曾经走访过一些实验室，在那里人们不需要饲养动物就可以人工培养肉类食品，但最后的受益者是谁？“是生产肉类的人，而不是需要的人。”生产更多粮食不是为了解决饥荒，而是为了集中少数人的财富。

　　当代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提出，用政治手段也许能预防未来生物技术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卡帕罗斯在《饥饿》中有类似观点——他觉得解决饥饿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政治。

　　然而，当饥饿落实到个体困境，解决起来似乎更困难。在走访中，卡帕罗斯设计了一个同题问答，收到了来自不同贫困地区的几十个穷人的回答，答案让他心里发毛。

　　印象最深的答案，来自尼日尔某村子里一个30多岁的女人艾莎。几年前，他和艾莎坐在她家草舍前的藤垫上，伴着正午的汗水和枯树的阴影，艾莎对他说自己天天都吃面糊球。于是，卡帕罗斯在惊诧之下，向她提出了此后无数次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向一个全能的法师索要随便一个神秘东西，你会要什么？”

　　“我想要一头奶牛来产奶，如果我把奶卖一些出去，就能有钱去买些材料来做饼，我再到市场去把饼卖掉，这样多多少少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

　　“但我说的是那位法师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真的随便什么都行吗？”

　　“对，什么都行。”

　　“那么，两头奶牛？有了两头牛我就一定永远也不会挨饿了。”

　　艾莎和她的两头牛。卡帕罗斯心痛地想：原来，极端贫困中的极端贫困，是对未来预想的匮乏。

　　【对话】

　　文学如果有作用，那就是让人怀疑

　　新京报：《饥饿》的尾声里，你批评人们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没人知道该对未来期待什么，我们对它只有恐惧”，如何理解这种对未来的恐惧？

　　卡帕罗斯：我们而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对未来有明确规划的时代。想到未来，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环境污染和人口危机。或者更好一点，我们想象的未来是只有科技的世界，自动汽车、人工智能、太空漫游……仿佛未来的美好都寄托在科技上，政治制度和人性都缺席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过于畏手畏脚，这是一个无聊的历史时刻。

　　新京报：《饥饿》的扉页你引用了作家贝克特的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一点。”你曾说这是一本“失败之书”，甚至是一本“丑陋之书”。

　　卡帕罗斯：每一本书写完以后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部分是指——我们既不能在书里穷尽所有的设想，也不可能把书里所有的设想都变为现实。对于这本书更是如此，饥饿是人类最大的失败，不是靠写一本揭露罪恶的书就能解决的。我写下那些丑陋的人，不知羞耻地拥有和浪费其他人急需的东西，这已经不是正义或道德的问题，这是美学的问题。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唯一可能的美学就是反叛。再一次爱，再一次失败，这样更好。

　　新京报：哲学家阿多诺曾有一句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大屠杀或者饥荒这样的苦难，文学艺术的表达似乎苍白无力，只能沉默。写《饥饿》其实也会面对这个困境：无论你怎样书写饥饿，你都无法解决饥饿的问题。并且，面对苦难，悲情的文字可能会有“贩卖苦难”的危险，你如何消化这个问题？

　　卡帕罗斯：所以我说《饥饿》是失败的。因为我写了《饥饿》也不能让更多人不挨饿。但我部分地不同意阿多诺的这句话，在我看来，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必须加以区分，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里的英雄那样，我们去行动，不是因为必然会带来好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文学的责任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让我们思考为何会有饥饿和集中营这种事物产生？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作用，就是让人产生怀疑。

　　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马丁·卡帕罗斯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