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鲁 救助遗弃残障儿童 与生命赛跑

　　北京市京都儿童医院四楼，传来断断续续婴儿啼哭声。一个长发女子穿梭于楼道尽头的四个病房查看患儿。

　　鲁鲁，39岁，未婚，是小水滴项目的负责人。从2006年开始接触弃婴至今，她陆续陪伴了千余名婴儿，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第一道难关。

　　“我们就是孩子的高级保姆。”鲁鲁说。患有唐氏综合征，脑瘫、心脏病、唇裂，肛门紧闭等疑难疾病的弃婴，均是他们的主要关爱对象。

　　为了救助被遗弃的残障儿童，鲁鲁长年奔波于太原、包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医院和福利院，找寻最好的医疗条件和救治方案，并将孩子安全送达目的地。

　　11年的工作经历，在她心中，每一个来到人世的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护。

　　被遗弃的婴儿们

　　京都儿童医院四楼的病房内，住着16个从包头和太原转移过来的弃儿。

　　这些孩子最大的只有8岁，最小的出生不到一个月，均患有不同的疾病。

　　见到鲁鲁，大一点的孩子咯咯地笑起来，更多的孩子未满一岁，身上插着导尿或输液管，清澈的眼神中还表达不出患病的痛苦，只有偶尔几声啼哭。

　　鲁鲁熟知所有孩子的病情。躺在婴儿床上的三个月大的小城（化名）患有德朗热综合征，他的右手只有两个手指，脸部红肿，两条粗眉连在一起。

　　1岁的明明肛门闭锁，泌尿系统畸形且带有感染。另一侧一个半岁的孩子躺在阿姨怀中，面色蜡黄，眼睛低垂，皮肤下骨头的形状清晰可见。

　　鲁鲁叹了口气，慢慢的抚摸着一个孩子的头：“这孩子胆道闭锁，还有脑梗死和心脏病，现在需要医生诊断能否进行进一步治疗，情况不太乐观。”

　　每个弃婴背后都有一个悲凉的故事，那些抛弃孩子的父母，或源自家庭经济的压力、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私心理的作祟……诸多因素让他们将孩子丢在垃圾堆、医院附近，福利院门口或是大街的某个角落。

　　“也会有人在弃婴的包裹内写下孩子的出生日期，希望有好心人救孩子一命。”鲁鲁说，这些年她也见到过十几封弃婴怀中的告别信，但占比只有百分之一。

　　其中一封年轻母亲的信件，写了满满一页纸，字迹中多处泪水打湿的痕迹。她称孩子患有重病，自己无力支付，只能狠心离开。鲁鲁回忆，这个孩子颈后有一个瘤，还患有脑溢血。

　　还有对年轻父母，孩子出生后被诊断出肺炎，心脏病和眼疾，一个月内花光了两人几万的积蓄，他们选择把孩子留在医院，再也没回来过。

　　11年来，鲁鲁接触过的弃婴多达千余名，她早已不去想这些孩子的过去，只是关注眼下孩子们的病情。

　　她觉得，自己和孩子们的相遇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我愿意给他们另一种希望，保护他们不再被二次伤害。”

　　“高级护理”的成长

　　2006年，鲁鲁从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第五年，她把简历投到中国关爱基金会，一个主做弃婴的救治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帮扶的公益组织，很快顺利通过。

　　刚进关爱基金会时，鲁鲁是团队中的派车员，负责安排接送婴儿的车辆。渐渐的，她开始接触专业的婴幼儿护理知识，因为英语专业的优势，她曾多次在国内的交流会议和论坛上帮助国外培训护理的医生护士翻译演讲内容和文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鲁鲁与美国某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室的高级护士Teresa“邂逅”。多次合作后，Teresa邀请鲁鲁去她所在的医院学习早产儿的护理知识。

　　消化道畸形孩子护理和特殊喂养，胃造瘘护理和使用，先天性心脏病及其特殊护理，早产儿护理等等，2010年至2014年，鲁鲁三次往返美国，将这些先进的护理知识和应用带回国内。

　　针对早产儿的袋鼠氏护理，现在是鲁鲁最擅长的护婴方法。将孩子紧贴皮肤抱在怀里，不仅起到让他保持正常保温的作用，也能加快孩子恢复的过程，稳定血氧心率，增加体重和亲密关系。

　　鲁鲁称，Teresa不仅替她申请去美国学习的机会，还资助她攻读了美国医生助理的课程。之后，鲁鲁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在网上学习国外医学课，并完成9门课程。

　　另一位对她产生影响的老师则是约翰夫妇，作为中国关爱基金会的运营负责人，约翰先生最先提出与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合作，并开创新模式，把需要医治的儿童送往北京，康复后接回福利院的模式，以帮助福利院救助需要治疗、手术和特殊护理的孩子。

　　2016年，又是在约翰夫妇的协助和支持下，鲁鲁继承了他们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开创了小水滴项目。

　　“我不过是在走前人铺好的路，没有前辈的培养和鼓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鲁鲁。”如今，鲁鲁还在学习用更精湛的护理技术服务于孩子们。

　　与生命赛跑

　　除了北京顺义的家和京都儿童医院，太原、包头的市级福利院是鲁鲁最常去的地方。

　　将福利院亟待治疗、手术和护理的孩子接到北京等大城市看病，是鲁鲁的主要工作之一。

　　很多地方的医疗条件和资金相对有限，有些病情无法诊断，孩子们如果能够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院接受治疗，活下来的希望明显增加，鲁鲁解释说，小水滴项目更像是福利院的左膀右臂，协助监护人，为这些弃婴提供完善的护理。

　　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同，路途中的照顾也各异。每次出行，奶瓶、尿不湿、保温杯等生活用品都能装满一包，病情严重的孩子，还需要配备氧气设备和血氧心率监测仪器等。

　　三年前，太原福利院求助鲁鲁接收一个患有心脏病、肺炎和多发畸形的孩子。在北京八一医院做完心脏病手术后，鲁鲁发现1岁的男孩又出现呼吸不畅的情况。只要孩子一哭闹，就会脸色青紫。

　　带着孩子奔波于北京几家大医院，医生的喉镜都插不进孩子的咽喉中。有专家建议她带着孩子去上海新华医院诊断。

　　北京到上海的动车要6个多小时。如果孩子忽然哭闹断气，随时有生命危险。

　　出发前，鲁鲁多带了一位同事陪同，两人将雾化机，吸痰机，氧气瓶和血氧心率监测仪器装在托运箱里，才敢带着孩子上路。

　　还剩一小时到达上海时，男孩忽然在鲁鲁怀中挣扎，脸色发青，没有了呼吸。鲁鲁立刻用手按压他的心脏，同事用雾化机将药物送进孩子口中，两分钟后，男孩终于重新呼气，恢复平稳。

　　到了上海新华医院，医生发现孩子的咽喉组织增生，已经快堵满咽喉的通道，再晚些时日手术，可能孩子会面临因无法呼吸窒息而亡。

　　每个月，鲁鲁能在北京待着的时间不超过一周。她常年背着大包小包，带着孩子往返于各个城市。治疗成功的孩子，她依据孩子的恢复情况，送回本地的福利院或小水滴的特殊护理中心。

　　为了不耽误孩子的病情，她经常无法按时吃饭，落下胃病后，背包里的饼干和水果就成了她充饥的食物。

　　“既然是与生命赛跑，辛苦也都值得。”她又望向熟睡的婴儿，低头腼腆地笑。

　　如何推荐感动社区青年派？

　　邮箱：xjbgandong@126.com

　　热线：010-67106710

　　微博：发微博@新京报

　　微信：关注公众号北京知道（xjb-jingshier），点击“北京榜样”，回复信息或留言至后台。

　　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