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组团盗古墓起内讧34人被抓

　　新京报讯 辗转7省份18市，涉及5个团伙34名成员，通过网络组队、以暗语沟通，一起盗墓系列案件，因为一次团伙内讧浮出水面。

　　近日，湖南省公安厅通报称，株洲破获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盗墓案件，被盗墓葬多为未经考古发现的“田野文物”。新京报记者从湖南株洲警方获悉，案件线索，来自一通报警电话，而这名神秘举报人，即为盗墓团伙内部一名成员。

　　汉代古墓被盗 神秘举报人失联

　　2016年9月26日晚6时左右，湖南省攸县警方接报称，一支团伙正在网岭镇罗家坪村盗掘古墓。蹊跷的是，举报人在提供盗掘地点之后，再无信息。

　　攸县警方及文物保护人员在山上搜寻四个多小时后，在网岭镇定子坳一座小山丘上，找到这处藏在深山中的古墓。此时，古墓被多个向下深达数米的盗洞包围，现场散落有碎瓷片等。

　　文物部门勘测，被盗古墓是一座尚未被发现的汉代大墓，具有较高研究价值。随后，株洲市文物局和株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启动联合执法程序，成立“9.26”株洲古墓被盗案专案组。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涉案成员多、范围大的团伙案件，随之将案情上报。2017年1月27日，案件被列为公安部2017年第6号挂牌督办案。

　　通过现场痕迹鉴定，警方锁定两名嫌疑人。随着对两名嫌疑人的审讯，一组涉及湖南、山东、河南等多省份的流动盗墓案件浮出水面。所盗掘古墓，均为东周至汉代大墓，总数超过10座。

　　涉案嫌疑人迷恋盗墓小说

　　株洲警方称，专案组成员近百人，通过嫌疑人提供的线索，辗转湖南、湖北、广西、江西、山东等7省份18市，破获5个盗墓团伙，涉及成员34人。涉案成员大多喜欢收看鉴宝节目,迷恋盗墓小说和电影。团伙结构松散，通过网络联系，临时组队，彼此间互相猜忌。“9.26”案即因团伙成员内讧，一名成员报警后暴露。

　　2017年7月31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邓海峰。通缉令显示，出生于1980年的安徽广德人邓海峰，负责出资并于2016年9月纠集、伙同他人到株洲市攸县盗掘古墓葬。此后，还流窜河南、安徽等地盗掘古墓葬。8月1日，邓海峰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新京报记者从株洲市文物局获悉，攸县涉案盗墓团伙，所盗掘多为未被发现，也未被列入国家文保单位目录的“田野文物”。按照刑法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近日，湖南株洲检方就此案，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

　　■ 对话

　　案件负责人，株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陈庚让：

　　盗墓团伙结构松散自发“结盟”

　　在案件负责人，株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陈赓让看来，尽管拥有支锅老板(负责人)、向导、民工等明确分工，但盗墓团伙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缺乏信任基础，互相倾轧，这些特性，为警方破案带来帮助。

　　“内部人员举报”

　　新京报：为什么会对举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陈庚让：正常举报的话，举报人会讲得很细，时间地点多少人这样，但是电话里，对方只说了大致地点就匆匆挂了，回过去电话不接，这就很可疑。

　　此外，按照举报人说的情况，这个人说他们（盗墓团伙）“今天晚上还来”，也就是说，举报人跟团伙内部起码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推测是内讧。

　　新京报：随后的侦查证实了这种猜测？

　　陈庚让：随着侦查的进行，举报人的身份被锁定。这名举报人，本身就是盗墓团伙的一名成员，但是不怎么招人喜欢。

　　新京报：内部成员举报的动机在哪里？

　　陈庚让：举报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自己没什么钱，参与盗墓团伙后总是向人借钱，又不肯还的人。这个举报人不固定在一个团伙内，总是游走于其他团伙之间，所以其他人都不喜欢跟他合作，觉得人品不怎么样。

　　我们问过举报人的动机，就是“不让我来，那就大家都别来”。

　　“用暗语互相沟通”

　　新京报：参与盗墓团伙的都是些什么人？

　　陈庚让：年龄上20岁到60岁都有，对法律没什么概念，基本都是法盲。有些人被抓的时候，还不觉得自己犯法了。

　　团伙内部没有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联系。盗墓的时候，使用的工具很简单，比如探测仪、探针、洛阳铲等。

　　新京报：没有上下级关系，平时之间怎么沟通？

　　陈庚让：这些盗墓团伙内部有一套自己的暗语，沟通时不会提及“盗墓”字眼，而是用一些词代替。比如说“这里有活干”，然后发“招工”信息，比如说“发现一个好工地，大家一起去看看”。这样，有想法的人就会私聊。

　　新京报：盗墓团伙内部会有分工？

　　陈庚让：组建团伙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进行分工。一般来说，内部分为“支锅老板”、向导、挖工等工种。比如支锅老板，通常是财力比较雄厚，经验比较丰富的；向导一般找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便于团队掩护，即便是被附近村民发现了，也能方便找借口。至于挖工，一般是招挖过煤的，或者做过矿工的。

　　新京报：这样的临时团伙，怎么进行分账？

　　陈庚让：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支锅老板全包，包括招募人员，老板要承担所有费用，包括吃住，成员事先约定好报酬。如果挖不到宝，这些团伙成员就拿定薪，如果挖到了，会多给一点奖金。当然，这种模式下，挖到宝支锅老板是拿大头的。

　　还有一种模式更加松散，大家在网上聚起来，没有领头人，自己承担成本，约定一个分账比例。

　　“交代10起能核实到的只有5起”

　　新京报：这样的组织结构，给警方侦查带来挑战？

　　陈庚让：这些盗墓团伙具有随机性和临时性，就不是一个组织化的团伙，给侦破工作带来了难度。

　　怎么去克服这种困难？靠大胆推测和紧密关注。比如这些团伙成员，既然要干，肯定还会去别的地方干。于是我们就随时掌握嫌疑人员的活动情况，加以分析，团伙的活动轨迹出现了。

　　新京报：团伙内部会时常出现矛盾？

　　陈庚让：出现矛盾是必然的。本来就是临时性团伙，互相之间不信任，都是奔着钱去的，还想骗别人的钱。一旦挖个墓，可能给自己人下套，行话叫“埋地雷”。

　　“埋地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发现出土文物，悄悄埋起来，把其他成员支走后偷偷返回；还有一种是骗团伙成员的钱，事先搞一些假文物埋下去，再挖出来，“埋地雷”的人套现走人。

　　新京报：盗墓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陈庚让：侦查上来说，难度会更大。一个是室外盗墓不容易被发现，加上这些墓很多是盗墓团伙探测出来的，没有列入保护范围，只在有人举报或者有人上山发现后，才接到报案。

　　一般的刑事案件，多少有个现场，而盗墓类案件基本是野外现场，没有视频监控，没有目击证人。所以团伙成员到案后，交代在其他地方盗墓，我们和当地公安和文物部门联系，反馈说没有掌握这些信息。嫌疑人交代10起，能核实到的只有5起。

　　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