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力气，我会哭。我与你们告别。”

　　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加泰罗尼亚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没有舒适的装备，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台电脑，和写作时用来听音乐的随身听。他不用暖气，就这么光秃秃地过冬。“有时冬天写作时我的双手会冻僵，这时我就会离开办公室，去到我妻子那儿，把手放炉火边取暖。”

　　即使这样，他依然控制不住写作。他经常会从其他地方感受到恐惧，而写作让他窒息，不过如同塔希提岛上的高更那样，波拉尼奥在写作中，被一种“忘我的感觉”灼伤，但这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从前，有人请波拉尼奥给新手作家提建议，他回答：活很久，读很多，做很多爱。得病后，他的建议是：活下去，快乐地活下去。

　　2013年7月15日，因为肝功能衰竭，50岁的波拉尼奥停止了呼吸。

　　青春现场 “年轻人在唱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

　　提问：1968年，你全家迁到墨西哥城，你的青春似乎是从那里开始的。据说你青春期时受虐狂般地喜欢阅读和写作，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波拉尼奥：我十六岁时就不上学了，那时还在墨西哥。这让我的父母大为光火，我辍学是因为我说我要当作家。我要自己制定学习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是指学习课本或泡图书馆，也关乎当时我笃信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我错误地以为作家应该遵循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写作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阅读。我无法做到一整年什么都不读，有些人买书或偷书，然后看书，但我对书着了魔。我买书，但有些书我读都不读，只是抚摸，我有很多从未读过的书，而且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读。但有时我就会这样望着它们，没理由地靠近它们。

　　提问：所以在墨西哥，你过的是一种文学青年的生活，那么为何在1973年时你选择重回智利？

　　波拉尼奥：20岁时我独自回了智利，因为我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时，我作为志愿者加入反法西斯的组织中。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抓我，我坐公交车从洛斯安赫莱斯前往康塞普西翁，他们（警察）让我下车，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高大的警察，之后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被囚禁了八天。我很幸运，两名警察把我从监狱里救了出来，他们是我15岁时的中学同学。一直到那一刻我仍然打算留在智利，但当他们释放我时，我决定离开。

　　从暴力中逃跑的人，会被认作是懦夫，但是面对暴力，真正的暴力，没人可以逃脱，至少我们不能。那些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总统，拉丁美洲第一任自由竞选获胜的总统）死后，和上千智利人一样，二十岁的我在智利有两次想到杀人，但是也没有目标，就像在屠宰场杀猪一样，并不会感到同情。

　　提问：革命失利后，你回到了墨西哥城，和好友圣地亚哥等人推动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希望激发拉丁美洲人模糊各种生活和文学的界限，这整段经历都反映在了《荒野侦探》中。有人说你的写作是献给一代拉丁美洲文学青年的一封情书，但这封情书却是“暗黑系”的，该怎么理解？

　　波拉尼奥：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献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情书或告别信。我们曾为了一个理想而奋斗，并把全部高尚的情感献给了它，虽然那个理想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们有些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当我们读着托洛斯基的著作，或本身就是托洛斯基分子时，我们除了这么做又能怎样呢？因为我们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愚蠢而高尚，奉献一切却又不求回报。

　　现在，那些年轻人已经消失了，要是他们没有死在玻利维亚，那么他们就死在了阿根廷或秘鲁；如果他们在那里活了下来，他们会在智利或墨西哥慷慨赴死；那些没有被杀掉的人接下来会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或萨尔瓦多惨遭屠戮。整个拉丁美洲都播撒着被遗忘的青春骸骨。

　　我听见那些孩子们，年轻人在唱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提问：1977年你远走欧洲，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海岸上打零工，有时洗盘子，有时在酒店听差，也曾在露营地当守夜人。“流亡”对你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波拉尼奥：流亡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我的财富，那种漂泊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我的根基。我本想去瑞典，但那儿没有认识的人能帮我介绍工作，最后我选择留在了巴塞罗那。我爱上了这座城市。要如何描述巴塞罗那熄灭的黄昏呢？我是1977年到的巴塞罗那，我认为它是当年全世界最著名的城市。那时候在巴塞罗那，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我想在文学之外生活。在墨西哥，我过着非常文学的生活。被作家们包围，处在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的世界。在巴塞罗那，我开始进入没有作家的世界。我有些作家朋友，不过渐渐结交了其他朋友。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觉得好极了。

　　写作人生 “我相信文学。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

　　提问：到欧洲后，你白天卖苦力，晚上写诗。儿子劳塔罗出生后，你为了养家，从写诗改成写小说。你对这两种写作形式怎么看？

　　波拉尼奥：我一开始写的就是诗歌，至少从我认真写作开始，是一种生死攸关的赌注。我写诗，也读过大量的诗歌。我在欧洲买的第一本书，是博尔赫斯诗集，当晚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一直到早上八点，就像是除了这些诗句外，我再无其他书可读，这是唯一能让我思考的书。因为博尔赫斯的诗包含着智慧、勇气和绝望，也就是那些能引起思考、赋予诗歌生命的特质。

　　作为一个诗人，我一点也不抒情，我完全是平淡且平常的。我总是很向往诗人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放荡不羁，充满冒险。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帕拉曾说过，他不谈地平线上的黎明，也不谈论女士服装，而是谈论食物，之后是棺材。

　　而小说，每一页书上都是缺陷，因为小说就是一种缺陷艺术。小说不是诗歌，它不是押韵的十四行诗，它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是杂质最多的一种。无论小说还是诗歌，我相信文学。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

　　提问：你说“我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但读者谈论更多的依然是你的小说。无论是《美洲纳粹文学》还是《荒野侦探》，无论是《护身符》还是《2666》，你的小说版图层层勾连，但其中都是你的个人经历。

　　波拉尼奥：我更喜欢带点自传内容的作品，因为这是讲“自己”的文学、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学，而不是讲我们大家的文学。大众文学是那种肆无忌惮侵犯你和我的文学，要求和大众保持一致，而打成一片的结果就是万人一面啊。

　　我写东西，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根据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体验。时间一长，这三种经验就合而为一啦。我也根据人们常说的集体经验写作，但与理论家说的“集体经验”不同。我的集体经验仅仅是个人经验幻想的侧面，带有神学意味。按照这个角度，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自传体作家。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

　　提问：你曾说在写作中“充满了卑鄙无耻之徒”，你一直都“反对官方文学”，那么你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该是怎样的？

　　波拉尼奥：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地方，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写作这项职业里，还有很多蠢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写作具有巨大的脆弱性和短暂性。比如我跟二十位作家在一起，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会经久不衰。所以他们就停滞不前了，这是一种无知。

　　但我认为每一个作家，即使是最平庸、最虚假、最差劲的作家，也曾在某一刻体会过痴迷忘我的感觉。他们并非感觉到过这种忘我，而是这种忘我会灼伤他们。曾在某一瞬间体会到它，却又重回平庸的人，明显没有深入这份忘我中。因为这种忘我是可怕的，是在难以名状、难以承受的事物前，睁开双眼。

　　提问：1993年你知道自己身染重病后，你是否重新审视过自己的人生？现在如果有机会和读者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波拉尼奥：写作让我快要窒息，我要是没当作家，现在肯定更生龙活虎。在得知患病的一瞬间我想：解脱了，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所有的故事也都结束了。从那之后我说：好吧，我现在只为写作而活着。

　　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你们不觉得吗？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如果还有力气，我会哭。我与你们告别。

　　（波拉尼奥回答部分，整理自小说《护身符》《2666》节选、《荒野侦探》获得戈列斯奖后的获奖感言、纪录片《最后的被诅咒的诗人》《未来之战》。）

　　本版整理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