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与爱、纯真和勇气重逢的最好方式

　　1973年，二十岁的波拉尼奥离开墨西哥城前往智利。那是他诞生的地方。怀着一腔革命热情，年轻而贫困的诗人辗转一个月回到故乡，却发现那里等待着他的是军事政变的枪响。因为有墨西哥口音，波拉尼奥被疑作间谍关押了起来。在被囚禁的不眠之夜，他翻阅拾来的英文杂志里有关迪兰·托马斯的文章，回想自己这段旅程的盲目、危险与荒唐。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

　　二十年后，他在诗中把这次远行比作“把我的脸贴上死亡的脸”。他最终活了下来，但成千上万和他一般年纪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幸存者波拉尼奥回到墨西哥，几年后定居西班牙，一边不眠不休读书写诗，一边做着诸如露营地守夜人这类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在巴塞罗那、赫罗纳和布拉内斯他找到了容身之所，拼命地阅读，拼命地写诗，拼命地恋爱和生活。

　　诗歌或许在将来的日子为我的影子辩护

　　那时我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那人

　　——罗贝托·波拉尼奥《工作》

　　把生命活出诗的模样

　　选择怀疑，追寻，流浪

　　《未知大学》就是波拉尼奥关于青春的诗歌创作集合。他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叙事性，正如他四十岁以后着力创作的小说有着诗歌的情感内核。阅读这些诗作便会发现，日后令他声名鹊起的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几乎都早有预示，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始终萦绕在他的诗歌里。作为诗人的波拉尼奥保留着青年时代的真诚、直白与忧伤，在诗里拼贴出天涯羁旅的惶然、爱欲翻腾的渴念、罪恶滋长的隐忧，以及所有这些背后无所不在的死亡的面容。

　　死亡之于波拉尼奥，首先与一群早逝的年轻人有关：

　　向我们青春的幽灵们致意，

　　无名无用的

　　英雄梦。

　　——《驴》

　　那是1968年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文化广场上遭到机关枪扫射的大学生们，是1973年智利政变和独裁期间受到迫害或失踪的左翼青年，是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中逝去的年轻生命。波拉尼奥在二十岁时亲历拘捕与囚禁，目睹了疯狂的杀戮和同辈人的牺牲，此后又发觉，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类似的杀戮从未停止，而那些为了美好理想而逝去的年轻生命始终无家可归、无人记起。

　　或许因为自己曾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也曾渴望战斗，渴望为崇高的信念献出一切，理想破灭、同伴蒙难的现实让他感到刻骨的失望与悲哀，一生都未能释怀。那些残暴血腥的岁月，成了波拉尼奥余生逃脱不掉的梦魇。梦魇侵袭着他的心，也入侵了他的诗。在诗里，他和少时同伴们化身侦探，执意找寻往事的真相，即便猜到真相意味着无尽的黑暗与罪恶，也要追问下去，如同把手伸入望不到底的花瓶：

　　别把你的手伸进大花瓶。别

　　把你的手伸进那地狱花瓶。噩梦

　　从那儿开始

　　——《无题》

　　花瓶是地狱和噩梦的入口，是深渊，是2666年的公墓，是圣特莱莎城街道深处的黑洞。《护身符》里的叙事者奥克西里奥明白这一点：“在距离花瓶半米的地方，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心里说：就算那里没有地狱，也有噩梦，有人们迷失的一切，有造成痛苦的一切，应该忘却为好。”可她忘却不了，波拉尼奥忘却不了，死难者的幽灵充满了他的生命。

　　他选择“远离一切生活，不做帮凶”，选择怀疑、追寻、冒险和流浪。墨西哥城成了冒险的起点，“那时他们尚未生活在壁画迷宫中/出现和消失好像真正的诗歌”，一路向北，驱车驶向索诺拉沙漠。然后，各自走向广漠的世界，贫穷、孤独、勇敢而自由，把生命活出诗的模样。《荒野侦探》里的乌利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没有清晰的形象，只留下破碎的行踪，最后不知所终，他们是波拉尼奥本人和青年时代的挚友诗样人生的延长。

　　《看望病人》（节选）

　　范晔 译

　　那是1976年革命已经失败

　　但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二十二，二十三岁。

　　我和马里奥·圣地亚哥走在一条黑白街道上。

　　在街尽头，一个好像从50年代电影里蹦出来的社

　　区中，有达里奥·加利西亚父母的家。

　　那是1976年他们给达里奥·加利西亚做了开颅

　　手术。

　　他活着，革命失败了，天气很好

　　虽然云团从北方来，正越过山谷慢慢逼近。

　　达里奥靠在长沙发上见我们。

　　但之前我们已经和他父母聊过，年迈的松鼠先生

　　和太太，他们从梦中悬停的青翠枝条观望森林

　　如何燃烧。

　　他母亲看着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或者看到了我们

　　身上

　　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那是1976年虽然所有的门都仿佛敞开，

　　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听，就能听见

　　一扇扇门在关闭。

　　门 :金属隔档，钢板加固，一扇接一扇关闭在无

　　限的电影里。

　　但我们二十二或二十三岁的时候不会被无限吓到。

　　写诗是一场永不结尾的梦 生活即是冒险，诗也是冒险

　　流浪者眼中没有边界，波拉尼奥的写作也是如此。墨西哥学者里奥斯·巴埃萨在《罗贝托·波拉尼奥：位于边缘的叙事》中提到，波拉尼奥的作品中，“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富有逻辑性的东西与自相矛盾的东西、纯粹的虚构与具体的现实、无常与单一似乎全部都汇集在一处。”

　　他的诗预告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人物在小说与小说之间穿梭生灭，电影、绘画、探案口供夹杂在诗行中间，先贤的叩问与通篇的情色场景描写存在于同一所“未知大学”。爱欲的流淌是生之渴望的模拟，在每个潦倒的黄昏与死亡对抗。而当暴力元素突显，纵情欢爱却往往在形态上接近于死亡。

　　《2666》连篇累牍地介绍墨美边境城市百余名女性接连失踪并遭到残杀的案情，而后借一名阿根廷记者之口提及snuff movie的拍摄，显然不是巧合。杀人凶手抛尸城市公共空间，裸露而残缺的女性受害者就像剥削片女演员一样，在看客不怀好意的目光和警察低俗的玩笑中承受着来自社会的二次迫害。《遥远的星辰》的主人公则把色情、暴力、死亡与艺术混同，在他心里，驾驶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写下的诗篇，和市中心公寓里展出的经他杀害、肢解的女性照片，同样是他的艺术杰作。波拉尼奥在善恶的边界上书写当代世界人心面临的危险，暴力的画面在他的诗和小说中铺陈累积，讲述了一个个有关邪恶与恐惧的反讽式寓言，也支起了一面照向读者的镜子，以便其反观内心可曾受过魔鬼的玷染。

　　“不可能逃离暴力。/不可能想其他东西。”诗里如是说。在短篇小说《“小眼”席尔瓦》的第一段，波拉尼奥讲得更明白：“真正的暴力，人们是无从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生于50年代、在20岁左右目睹了萨尔瓦多·阿连德之死的拉丁美洲人是无从逃避的。”呈现暴力与邪恶，是为了唤起与之对抗的勇气与希望。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一书中谈到：“如果不谈论希望的法则和邪恶的存在，就无法谈论美学。”

　　波拉尼奥的美学也有着失落、邪恶、暴虐、破碎的外壳，其核心却是爱、纯真和勇气，他相信这些足以抵御世间的一切苦难，抵抗死亡的虚空。二十岁目睹了同伴的死亡，三十八岁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波拉尼奥视文学为希望的营垒。写诗是一场永不结尾的梦，在梦里他再次握住恋人的手，在梦里他保护着三岁的乔治·佩雷克，在梦里他在滚滚滔滔的时间之河中艰难地逆游。他知道文学是与爱、纯真和勇气重逢的最好方式，是能够在他向死亡坠落的时刻拽他一把的力量，或许也是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世间面临各自的生死难题时救赎众生的力量，于是他不停地写，哪怕无人来读，诗句与虔诚的祷文连成一体：

　　写下你会低声念出的祷文

　　然后写下那些

　　你会忘记自己写过的诗

　　——《不写诗写祷文》

　　波拉尼奥说，他早已知道写作是无用的。写作可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默默无闻，功名几许无人知晓。但他坚信诗中有爱，有孩子的双眼，有深渊里经久不息的歌声，那是他的祖国，他的护身符。因此，他像一个明知会战败也依然上前决斗的武士，“一头扎进黑暗里面，纵身跳入虚无之中”；身后是读着他的诗歌的我们，在虚构与现实世界的生死离别中远望他清癯的背影，踏上一场又一场冒险的未知征途。

　　冒险永不结束。

　　你的双眼寻找我。

　　——《你远去的心》

　　冒险永不结束，因为生活即是冒险，诗也是冒险，生活与诗本是一体。在向死而生的单行道上，好在有诗可读。

　　□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