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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 历史留下的记忆与瞬间

2017年09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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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画家髡残山水画局部。其画章法严密,笔法苍劲。30余岁时参加南明反清队伍。

  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

  17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

  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工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家朱维铮为《南明史》所作中译本序言,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详见B02-B03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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