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琳 摆脱历史温情，重返明清变革之际

　　历史学家司徒琳的《南明史》1984年在美国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详细论述南明从建立到最后灭亡全过程的专著。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和中国受到广泛关注。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批学者掀起了研究南明历史的热潮，但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诉求，或是借南明反抗的故事激励革命党人推翻皇权制度，或是借明朝遗民不事清朝的精神来激发民众团结，达到共御外侮的目的。司徒琳的《南明史》出版之后，中国学者如顾诚、南炳文也相继写了相关的著作，虽然在人物的评价上已经摆脱了脸谱化的窠臼，但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评价仍旧受到传统史学观点的影响。

　　司徒琳在书里的前言明确提到，有关南明的第一手资料我已搜求殆尽，大量二十世纪南明史著作，因为供新闻宣传之用失去了客观价值，因此自己只用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她的研究无疑是大胆的，她不仅越过既有的某些二手资料直接深入纷繁复杂的史料中，详细考辨，从头做起，更是突破了美国史学界写作学术专著所常用的方式，即用理论框架支撑自己的论述。在司徒琳看来，研究历史不能理论先行，因为这会操纵人们分析史料的观念，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这是不能还原真实历史的。“我希望通过搜集广泛和真实的材料，通过熟练的阅读，去总结某些历史盛衰的原因，而不是根据理论去削足适履”。

　　因此，这本《南明史》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献，只求详尽地还原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人物从来不进行主观臆断的褒贬。全书虽然只有25万字，但注释和参考文献就多达全书的一半。可见，司徒琳用功之深，这也是她在接受采访时，可以自信地说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30多年，但仍旧是南明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现在，司徒琳已经退休，但她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现在还在研究明末清初有关梦的历史，并已经完成《梦中的思想与明朝的终结》（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专著，希望由此进行尝试分析文人主观意识如何建立。

　　夹缝中的历史

　　阴错阳差的史学之路

　　司徒琳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在司徒琳之前，家族中没有人从事学术研究。司徒琳从小就爱看书，她曾回忆道：“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母亲需要每天工作。每到星期六我不上学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到一英里外的小镇图书馆，让我坐在那里看儿童书籍。”

　　或许天赋异禀，在上小学的时候，司徒琳就对语言抱有天然的兴趣。她意识到，不同的语言系统代表着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一个人如果只会一种语言，那么他的思想就会非常单薄。

　　上世纪60年代，司徒琳升入高中。此时，美国社会兴起一股“禅宗”热，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思想，让司徒琳意识到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局限性，有时候人的真实感受很难通过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同时，她也体悟到东方文字含义的丰富性。再加上当时美国保守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出于对这一政策的反感，考入华盛顿大学的司徒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地位很高，师资力量也强于一般学校。司徒琳有幸跟很多现在被视为学术大师的学者学习汉语，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严复的孙女，学校东亚系中文课程的负责人则是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司徒琳的这个中文名字便是李方桂所起。此后，她还跟随政治学家萧公权学习了一年的文言文，赴台湾学习了一年的日语。司徒琳后来回忆，多种语言的学习让她有了更多的思考方式，这使她在同学之间显得独树一帜。

　　在密歇根大学读研期间，司徒琳面临选择专业的问题。司徒琳反感很多专业既定的理论框架和专业名词对人头脑的束缚，想选择一个不受特定术语影响、允许自由发挥的专业作为未来的方向。在权衡多个学科之后，司徒琳发现只有文学和历史符合这样的条件。至于为何没有选择文学，司徒琳后来回忆到，是因为当时对文学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研究文学的学者必须写出比研究对象更好的作品来，才有资格去做研究。司徒琳自忖没有这样的本事，才最终走上了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

　　读研期间，司徒琳阅读了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书籍。她意识到，历史学应该去分析历史上的群体和事件对后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以此为标准，司徒琳奠定了自己一生研究的方向。

　　她排除了研究大一统时代的想法，因为这些时代的官方史学记录翔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是通过阅读这些官方史书建立了对那个时代系统的认知，因此，人们对于这些时代的评价，多少都会带有古代官方史书的影响。反而是社会变革动荡的时代，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的个人叙述，比如日记或者是私家野史记录，可以了解后人是如何通过筛选不同的史料，来建立自己群体认同和价值理念的。因此，司徒琳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明清变革之际的历史，并以钱谦益和考证明清史料年代和出处作为自己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成功出版，让司徒琳受到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思想史专家牟复礼教授的青睐。那时，牟复礼在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正寻找研究明代不同时期的出色学者撰写书中相关的章节，司徒琳有幸成为南明部分的撰写者。

　　明末士大夫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纠缠

　　司徒琳后来坦言，自己之所以会写这部《南明史》，完全是把它当成撰写《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参考资料，因为《剑桥中国明代史》的撰写是作者必须在对史实融会贯通后，浓缩成有限的篇章。

　　不过，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司徒琳发现明代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颠覆了自己早年对明代的认知。“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对明朝的评价是无足轻重的时代。在美国和日本，很多中国史研究专家也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大部分学者会去研究早期，如秦汉时代或者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明代历史没有人重视。”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司徒琳发现明朝有着辉煌的成就。郑和下西洋、重修长城、发达的海运贸易、印刷业和制瓷业的进步、艺术上的造诣等，使得明朝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后世的中国都带来深刻影响。

　　当认识到明代国力和经济文化的强盛之后，司徒琳头脑中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明朝会被东北一个小部落——女真轻而易举打败呢？”她试图回到明朝的制度设计中，去深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

　　司徒琳在《南明史》中认为，明朝灭亡是因为皇帝个人素质能力的减弱以及军队和百姓之间相互不信任造成的，而这一切全部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导致的。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制度，原先可以帮助皇帝总揽政务的官员不复存在，皇帝与群臣之间失去了可以调和矛盾的官员。

　　“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难题，到了明代越发难解了。”在司徒琳看来，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官员内部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分歧。这两种人虽然都受到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影响，但前者“恪守祖训”，认为作为臣子应该竭力进谏皇帝使其遵守礼仪，后者则主张“因时变通，容忍弱点”。文臣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见解鸿沟，造成了明朝末年失控的党争。

　　除了政治制度，明代军事制度的颓败也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自从明代第三个皇帝成祖朱棣开始，明朝就形成祖训，军人的身份成为世袭制，一切军事长官都由贵族勋臣世袭。随着明朝承平日久，重文轻武观念与日加深，明朝对于军队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少，导致武备废弛，士兵生活条件恶劣。这也导致明朝军队作战能力的下降。

　　司徒琳依次研究南明四个朝廷，即南京的弘光、浙江的鲁监国、福建的隆武和两广云贵的永历政权，重点描述了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南明王朝的覆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司徒琳坦承，这些解释虽为一家之言，但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阅读原始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之上。

　　正如已故学者朱维铮在“中文版序”中所说，“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学者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往往不加细查。”司徒琳的《南明史》，为重拾历史考据传统提供了典范。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