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 静候日出的写作者

　　天还没亮，任晓雯就已经醒来，看一眼闹钟——比预计的五点钟还要早。她从床上起来，坐在桌前，准备投入写作。

　　在每天的清晨写作，静候日出，这已经成为任晓雯的创作习惯，但具体要起多早还要视“写作的兴奋感”而定，如果某个构思让她有强烈写作欲望的话，那么她凌晨四点就会起床。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日复一日，经过五次修改，任晓雯才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一个关于苏北女人在上海的故事。

　　江北与上海的记忆

　　“苏北女人”，“上海”，小说里的这两条线索早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理含义。它们不仅意味着两个区域，同时意味着一种对立和歧视——主人公宋没用在幼年的时候便跟随父母从瘟疫横行的江北迁移到了上海，却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她的口音，她的生活习惯总是被人一眼看破，并辱骂她为“江北猪猡”。这种歧视的荒谬性、地域身份的不平等，是任晓雯从小就看在眼里的问题。

　　不平等的身份认同让任晓雯感到疑惑，她查找资料，发现这些地域歧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包括澡堂“扬州帮”的形成，大批在上海开澡堂的扬州人并不愿意让苏北人进去帮工，以及1949年以前创办的早期纱厂，偌大的工厂，苏北人却总是待在最苦最累的车间里。这种身份歧视伴随着任晓雯的所见所想，她慢慢意识到，这种认同的歧视并非特定的，而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如果说上海人歧视江北人的话，那么难道上海内部就是绝对认同的吗？上海市区的人不也同样歧视居住在奉贤区的本地人，市区内的人也在“上只角”和“下只角”间互相排斥，最终形成了一条复杂的歧视链。

　　这些思考全都投入到《好人宋没用》的人物塑造上。有很多时候，宋没用的遭遇都会让读者内心一凉，她有善意，想认真体贴地对待他人，却总在不经意间听到别人在背后的议论，“哎，别拿我比那个江北老太”，包括她亲生儿子杨欢生，在相亲的时候也责怪母亲，让她不要说话，“你一说话，别人就能听出是江北人”。这些话语就仿佛刀子划在宋没用的心口。在身份认同上，宋没用陷入了另一层“没用”的困境，不管她多么善意地想投入这个城市的生活，都会被拒绝。

　　《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霓虹灯外》……这些是任晓雯在写作时参考的书籍，她想真实地还原小说中所有小人物困苦的历史处境，让他们看起来尽可能形象、精致、真实。而书写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与命运，从纯虚构到现实化，尝试与历史交融，也是任晓雯在写作路上的一次转变。或者说，任晓雯的文字生涯，从未停止过转变。

　　寻找新的文学信仰

　　尽管出生的时间贴近八十年代，但任晓雯的写作风格明显属于“70后作家”——审美风格多样，位于历史夹缝，以及与写作历程同步的内心变革。所以，任晓雯的文字生涯也并不仅限于“写小说”内部，而是与外在的阅读、信仰追求、人文精神重构等命题关联紧密。在进入写作的早期，西方哲学对她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

　　回想起自己的第一部成名小说，《岛上》，任晓雯认为，那时候自己的写作完全拘泥于哲学概念，影响还是来自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的福柯，她在小说里写了一堆疯疯癫癫的人，其实也是从福柯哲学借用的概念化。

　　也许，从哲学概念中提炼的文学作品会有更多的解读意味，但也会削弱人物的生机，这就仿佛一颗冷漠的星星，精致灵巧，却无法提供足量的光与热。“我从来不会重复同一种调调”，任晓雯想让自己的写作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上大学的时候，选择西方马克思哲学作为专业的她自认为是个“新左派”成员，但随后转变成自由主义者，再到后来，慢慢变成一个保守主义者。思想在变，作品的意蕴、形式、风格也全都随之而动。

　　从西方哲学的内核走出来之后，任晓雯开始寻找新的文学信仰。回望当下创作的小说，有两样东西构成了她的新内核，二者一表一里，其中一个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个则是西方的《圣经》。

　　中国古典文学是文化源泉，任晓雯读古典文学，有一点在她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单个汉字所形成的表现张力。任晓雯就对《金瓶梅词话》里的一个字印象深刻，那段话是描述一个女人的，有人从外面走来，于是这个女人就“影在后面”，一个“影”字，从名词变成动词，却让整个场景动态十足，这是西方的长句描述所无法实现的。

　　在之后的创作里，任晓雯从西方文学的概念化中跳了出来，开始思考中文本身的语言质感。她不再单单考虑让人物表示某一精神，而是考虑如何让她们“活起来”。在写作的时候反复拿捏，敲定、修改，让句子在最短的情况下具有最强的活力。

　　至于接触《圣经》，那就更有些因缘巧合。陷入人生低谷的2013年之前，任晓雯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愿耗费精力去阅读《圣经》这么一本书，因为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太简单、太幼稚。但是在她静下心来阅读之后，发现《圣经》和她曾经的阅读履历产生了共鸣，就仿佛一条棱镜，让曾经平面的阅读感受，瞬间变得意蕴繁多。

　　她重新阅读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等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现了新的解读指向——关于信仰，关于小人物的内心；她在无神论作家契诃夫的创作中发现了《大学生》这样探讨信仰意蕴的作品。放弃单纯概念，坚信小人物体内具有的人性潜力，成为任晓雯的新文学信仰。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来使你们得安息”。这句取自《马太福音》的话，被任晓雯用作全书的题词。同时，她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非主人公，但比主人公更有影响力的人物——基督徒倪路得——居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阔太太。这个角色就意味着为他人激发精神潜力。假如在《好人宋没用》阴暗的历史背景下，还有些人物能在某一瞬间闪烁繁星般的光亮，那么倪路得就是在小说世界里带来日出的人。

　　描绘照耀人性的微光

　　任晓雯说，其实要看到倪路得这个人物的作用，还是很需要观察力的。《好人宋没用》的故事一共分为六章，前两章都在讲宋没用摸爬滚打的生存之路，到了第三章，遇到了好心的倪路得太太，她收留了宋没用，并且用人生信仰的善恶感化宋没用。

　　这个人物可以算是有意为之，但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尽管在小说内部的结构上，可以说没有倪路得的话，好人宋没用的“好人”意义就仅限于世俗生活，缺乏追问，这使得倪路得看起来仿佛是精心构思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任晓雯从现实生活取材的结果。

　　“现在看倪路德，我们会感到这不太像是典型的中国人，并不常见。但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有大量的基督徒，比如徐家汇，这个地方的名字就起源于明代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生活在那里的有钱人家基本都会信仰基督教，所以她还是一个很典型很正常的人物”，任晓雯在写作时给一些人物赋予了不同的信仰方式，比如宋没用母亲的泛神论，女儿的偶像崇拜等等。这里信仰的意义并非狭义教条，而是个体面对时代的人生态度。

　　这些不同的人生态度，在的背景下强烈呈现。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形成强烈的善恶冲突。不过，生于1978年的任晓雯，对于自然没有直接的经历，她是通过间接的观察来描绘自己眼中的文革——一种延缓的伤痕。

　　任晓雯的父母是经历过文革的。她也从亲人身上感受到了文革的创伤——不是像其他作家描绘的那样，被批斗、打倒、迫害致死，她的父亲和当时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在文革时代很好地活了下来，但是她能感到，这些人却永远地被“荒废”了。“他们本有可能做更多的事，却被荒废，处在仅次于毁灭的状态”，任晓雯替经历过文革的人感到惋惜，他们从敏感、愤怒的青年变成了满腹牢骚的人。

　　因而，保持内心的信仰十分重要，尽管在绝望的时刻，它或许只是一道微光。它不一定是某种明确的宗教信仰（像小说中的基督徒倪路得），而是保持人性善恶判断，保持独立意志的自我守护。

　　在写作《岛上》时，任晓雯更为关注哲学化的概念以及“疯癫与文明”，在写作《好人宋没用》时，她开始关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反复锤炼语言风格。接下来任晓雯打算写更多的短篇，写《浮生》系列，相比于长篇小说，短篇更凝练，人性善恶的表现更强。她那没有尽头的写作之路，也是静候日出的过程，每天清晨起床，从黑夜的概念深思、到窥见小人物的点点繁星，一直追问，最后走向为人性带来微光的信念。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