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 他只好独自开创了香港现代主义

　　刘以鬯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离开上海定居香港，那时已届三十岁。如果是太有才华的作家，已经足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声名，例如三十岁前写出《将军底头》的施蛰存，不到三十岁即逝世的“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例如更为年轻的天才张爱玲与路翎。我们大约知道刘以鬯三十岁前创作了中篇小说如《露薏莎》《失去的爱情》，短篇小说《西苑故事》《迷楼》《北京城的最后一章》等，可以视为步武穆时英、施蛰存开创的上海现代派之习作，与《传奇》，与《财主底儿女们》，则实在无法相提并论。

　　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出身的刘以鬯，其初期的文学创作似乎缺少把人击倒的感性力量，但不会缺少新颖的造句和密密麻麻的历史细节。年轻的作者沉溺于两种题材：主修“革命+恋爱”的上海抗战罗曼史，辅修“用新的表现手法去写家喻户晓的故事，在旧瓶中加些新酒”的故事新编。罗曼史是稚嫩趋时的，但故事新编的实验却颇为成功。

　　刘以鬯的故事新编，继承的是施蛰存的传统，立意上颠覆历史旧说，开辟新境。《迷楼》改写自宋代文言传奇《迷楼记》，隋炀帝与侯夫人的故事。刘以鬯的故事里，侯夫人死后留下一纸控诉书：宰我夫，奸我身，虽做鬼，犹不甘。佞臣为免皇帝陷于窘境，当即杜撰了首宫怨诗混淆过去。刘以鬯“剥夺”了侯夫人的诗歌著作权，把奉帚平明的“长信怨妇”改写成了以死明志的“韩凭妻”，实是巧妙的历史翻案。

　　刘以鬯的独到之处，还在场景描写方面颓荡而不色情的气氛营造，雅僻的古词捏合糅进诗意的现代语。作者在这一领域不断翻新，改写自上古神话的《盘古与黑》，仿佛美国后现代主义巴塞尔姆的作品，《白蛇传》的故事新编《蛇》，成了扑朔迷离的梦幻悬疑小说。刘以鬯与施蛰存的不同在于，施蛰存用感性的现代意识补充传统小说过于注重语言与行动的心理学缺环，而刘以鬯的新编则来自作者翻空的思想创新，另辟蹊径而造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文本。

　　《露薏莎》是刘以鬯中篇小说处女作，一个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和白俄舞女之间“革命+恋爱”的故事，结尾借死于日本人枪弹下的舞女露薏莎之口喊出“去吧，到大后方去，帮助你的祖国赶走暴虐的侵略者”这样直奔主题的主旋律话语，刘以鬯大概是想写一个类似“羊脂球”或“金陵十三钗”的爱国故事，但光顾着上一堆琳琅满目的场景道具，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失败”。

　　不过，刘以鬯的实验小说，本就不以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为意，而以蒙太奇式的镜头叙述见长，“断片式”的语言风格，如一帧帧的电影胶片，夜总会、酒吧间、舞池、法租界、霞飞路，这些上海的特色场景细致入微。这种叙述风格，穆时英称为“新的话术”，而刘以鬯就是这种“新的话术”专家，用文字呈现艺术电影的立体效果。读者可以从行文中看到穆时英对刘以鬯深入骨髓的影响。

　　上海沦陷，使得1941年大学毕业的刘以鬯远赴重庆，有家难回。或许悲愤于国破家亡，下笔不能自已，所以这位一向追求“醇酒美人”的作家文字中洋溢着过于直白的“救亡”气息。上海的现代主义作家如施蛰存等人，大都是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这一脉现代派，因而保持了审美上的纯粹。刘以鬯习得了穆时英、施蛰存的艺术技巧与实验手法，但在创作中无法摆脱撄人心的时代情绪。过于激进的热情与正直，妨碍他晋升一流小说家。

　　他读过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伍尔芙、菲茨杰拉德、卡夫卡、加缪、纳博科夫，同时代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知，很少有人这么系统而完整。在影响的焦虑下，创作变得艰难。如果不是在长篇小说《酒徒》中借主人公之口一展其关于文学的见解，在其他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刘以鬯头脑中竟有如此多的先驱者。他把严肃文学当作毕生事业的积累，但香港并没有为他准备好“一间文学的房间”。

　　收入《迷楼》的短篇小说《酒徒》，是个莫泊桑《项链》式的新奇小故事。长篇小说《酒徒》，才是蚌病成珠的巅峰之作。小说讲述了一位从上海南迁的新文学作家在香港坚持纯文学创作时面临的种种困境，酒色财气编织的欲望、挣扎与妥协。

　　《酒徒》写的是作家的失败，因此成就了刘以鬯的成功。上海成就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家，没有成就刘以鬯。《酒徒》《对倒》启发了同样生于上海、活于香港的王家卫拍出电影《花样年华》与《2046》。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片尾字幕中向他这位“上海情结”的先驱者致敬。电影是普世的，文艺青年可以在电影院认领王家卫。但“文学是一种苦役，真正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孤独的。”既然如此，他只好独自开创了香港现代主义。

　　□吴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