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应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

　　现年92岁的黄达，除了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1946年，黄达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职，直至1991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可以说，黄达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

　　8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学逸夫教学楼的会客厅里，黄达精神奕奕地向新京报记者回顾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往事。

　　人大借鉴苏联模式

　　新京报：为什么中央决定在1949年独立组建人民大学？

　　黄达：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将提升为首位。在这个时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就需要大量的、专门的建设人才。

　　中国原有的大学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建设没有知识储备，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为此需要求教于苏联。最初的设想是在苏联办一所大学，专门培养新中国派去的留学生，使他们迅速掌握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建设的理论经验。但估算之后，发现成本过高，而且规模受到限制。

　　中苏双方研究的最后方案是由在苏联莫斯科办大学改在中国国内办，苏联派遣全套教师和教学管理人才，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一所地地道道的苏联式大学。苏联教师在讲授的同时培养中国年轻的教师，当时我们希望经过努力，中国人自己就能够独立支撑起这所大学。

　　新京报：为什么考虑到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这所大学？

　　黄达：华北大学当时即将结束，之所以选这所学校，第一，有革命办学的老传统、有创新办学的锐气；第二，有像吴玉章、成仿吾这样的教育家；第三，有一些能讲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年教师；第四，有一大批大学程度而又经过革命洗礼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第五，有现成的后勤保障系统……于是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本班底组建这所新的大学，同时把这所拟建的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大学。

　　新京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后，和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有什么不同？

　　黄达：从1937年陕北公学开创到1949年底华北大学结束，这12年是一个阶段。在延安、在抗日侵略者的敌后，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之下，主要是短期培训，以革命道理武装从敌方争取过来的知识青年，并使他们迅速成为抗日骨干，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没有考试，树立干革命的信念，就是毕业的目标。

　　而从1950年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按照苏联模式创办的“正规”大学。它的教育组织方式，比如招生、分系、课堂教学、考试，经过好几个学年的教学，学生毕业，走出校门……与西方的大学、与中国原有的大学基本相同，而与其前身陕公、联大、华大却不同。

　　新京报：在当时，与其他大学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具有怎样的地位？

　　黄达：当时，社会上把人民大学总是排在首位，多年有“人、北、清、师”的排序。办学经费也给予优先考虑。

　　那时，各个大学的教师不少来到人民大学进修，人民大学的“夜大学”也是各校教师自我提高的首选。

　　但之后，人民大学就逐渐不那么受宠爱了。在文化大革命里，人们的口头禅已经是“师大穷，人大老，清华、北大谁也比不了”。

　　从干部学校转为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新京报：人大当时是如何从一所“招收干部”独具特色的大学转型成为一所以社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黄达：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建校一开始，就是按“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的路数办的“正规大学”，而不是照华北大学的路数办“革命”大学。最初的“八大系”，之后不久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各系，以及语文、新闻各系。可以说，今天系科设置框架的核心部分始终没有变化。

　　或许可以说，那时坚决贯彻的“一切按苏联的样子办”的方针，就定下了这样的“命运”。

　　开始几年中国人民大学独立招生，主要招收年轻的干部，也就是具有相当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跟着干革命的干部。但是，这种“招收干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改变，改为全部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的区别不复存在。

　　然而，长时间里，校内外一些老同志，总觉得人民大学是党办的大学，应该有特殊使命，应该培养掌握国家命运的干部，如走高级党校的路子、办干部短期培训班等等。但这样的设想是不成立的：按高级党校样子办，无法与高级党校竞争；再像革命年代那样办短训班，人民大学必将很快烟消云散。

　　新京报：当时哪些人认为上述设想不成立呢？

　　黄达：倒是教学骨干，渐渐从教学科研中体会到了应该如何办人民大学：正是从一开始就是走办正规大学的路子，学校一直以教学为中心。当时有规定，只要有课，任何重要的党政会议和活动都可请假；教师缺课，没有事先请假批准，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免除处分。

　　以教学为中心,必然要求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学术”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始发展，经过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各学科都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教学骨干，带头人在学术界也开始小有名气。

　　正是这些教学骨干构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真正“生产力”，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主张，实际多年走的也是今后应该走的办正规大学的路子。在他们中间，也逐渐形成一种信念，中国人民大学在不依靠特殊照顾，甚至在社会科学被轻视的氛围中，完全可以坚持、发展，并在中国大学领域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人民大学继承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的哪些特质？

　　黄达：“继承”如何理解？在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55周年之前，我们那时的学校领导班子曾反复想这个问题。

　　1992年5月4日，我为河南校友会纪念册题词：“永远奋进在时代的前沿”，1992年9月，我为广东校友会题词：“永葆中国人民大学奋进在时代前列”，1992年10月，我为校庆55周年展览题词：“烽火中为民族存亡战斗成长的大学永远在时代的前沿开拓奋进”。这些题词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

　　1992年11月1日，《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我们最后明确，“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应该是中国人民大学继承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传统的核心内涵。

　　我今天的体会是，不论过多少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陕公、联大和华大的直接延续，回顾前辈所开创的路，我们应该更易于领会“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的精神；但更应该努力的是：在不断前进的时代中自觉地以“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的精神使学校持续保持开创、进取的锐气，在高等教育之中建树应有的功业。

　　新京报：这就是人大的精神吗？

　　黄达：是的，就应该是“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

　　2012年11月1日，在延安的清凉山，延安市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行了“陕北公学旧址暨中国人民大学延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有一段即席发言，也许可以作为“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的诠释：

　　“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校友们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陕北公学的精神应该怎样概括，怎样提炼？是不是对时代脉搏的敏锐体察和把握，是不是激情迸发地响应时代的召唤？是不是为时代的使命而全身心地奉献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是不是永远在时代大潮的前沿搏击、奋进，或者说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

　　新京报记者 付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