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亡 因为有陕公

　　8月的延安，清凉山上，细雨袭来，几口窑洞在半山腰显现出静默的轮廓。

　　如果不是门前红色招牌上的大字——陕北公学旧址，人们很难将这处不起眼的建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联系在一起。

　　窑洞内已无当年教学授课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墙上讲述历史的展板。

　　这里依然是人大校友的精神寄托。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1986级校友赴延安寻根，后集体捐资百万，修复陕北公学遗址。

　　参与其中的1986级校友曹树恒在毕业后回到延安工作，他告诉新京报记者，陕北公学的旧址修复后，每年都会有人大的校友或学生赶来寻根。

　　80年前，“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当年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这一决定成为中国人民大学80年历史的起点，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开端。

　　在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再次回首，这所起源于革命圣地延安的高校，始终延续着革命时代留下的红色基因。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二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大学在炮火中办学，为革命输送了大量干部。期间，多次来到学校讲课的毛泽东，留下了“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评价。

　　“到陕北去，到延安去”

　　1937年，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一大批青年人作出同样的选择：到陕北去，到延安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陕北公学应运而生。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中回忆道，“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势比较好，到延安来求学的知识青年日益增多。

　　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办培训大队，已经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党要向全国发展，八路军要迅速壮大，以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培养大批抗战干部。

　　“于是，1937年7月底，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人和我一起负责筹备创建陕北公学的工作。”成仿吾写道。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题为《林伯渠等六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紧锣密鼓地，陕北公学的筹办工作开始了。

　　当时，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联合招生，在全国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布招生启事。

　　陕北公学将招生启事写得简单直接：前方战争正在进行，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均需人才……学习两个月后，即上前线参加抗战。

　　招生启事还列明，学习的课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运工作”、“抗日游击战争”等。

　　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蜂拥而至。

　　成仿吾记得，学生大都先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组织起来，一批一批地介绍到延安来。一时西安至延安六百多里的大路上，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行李的青年，络绎于途，源源不绝，大家互相询问着：“到哪里去呀？”“去延安！”青年们很快结伴同行，唱着歌，兴奋地北进。

　　“那时，‘天下人心归延安’”，陕北公学学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的胡华回忆称，当时云集在延安的革命青年数以万计。

　　根据成仿吾的记载，陕北公学当时的方针是“来者不拒”，尽量接收从国统区来的青年。

　　资料记载，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生，到11月1日正式开学。不到两个多月，联同抗大移交过来的白区学生二百多人，共有新学员五六百人。

　　这期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含台湾青年一人）和平、津、京、沪四市，最多的是来自陕西、河南、河北和东北的青年，还有从南洋、越南、朝鲜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

　　胡华记得，直到1938年春天，男女革命青年络绎不绝地到达延安，这个荒僻古城成了繁荣的青年城，“遍山是窑洞，到处是歌声”。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清凉山下，延河岸边，到处是青年欢快的歌声。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派了七八十位代表来参加。下午一点钟，陕公第一期六百多名学生，身穿灰蓝色的制服，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成仿吾在书中回忆了那天的情形。

　　他回忆道，学校设在延安城东门外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那里是个飞机场，旁边有一些平房，原是一个汽车训练班。

　　“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成仿吾将初建陕公形容为“白手起家”。

　　甫一建校，陕北公学便被寄予厚望。

　　开学典礼一周前，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留下一段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开学典礼当天，毛泽东慷慨陈词。他在谈到抗日战争时说，“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办学，是陕北公学最鲜明的特色。

　　陕北公学的教学也随之展开。据成仿吾回忆，他们在听了毛主席关于时局的报告后，重新研究了教育计划。

　　“原来我们准备办五个系，即社会学系、师范系、国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和医学系。现在抗日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到各个战场去，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成仿吾说，他们决定把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学习时间也由六个月缩短为两个月，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建国干部。

　　当时，与陕北公学并存的，还有一所抗日军政大学，两所学校各有分工。

　　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陕北公学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

　　因此，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识等。

　　那个年代，课堂是露天的，但气氛极好。

　　据成仿吾回忆，因为教员少，各门课都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五六百人一个课堂，教员露天上课。学员们席地而坐，认真记笔记，鸦雀无声，露天课堂秩序非常好。听课中有疑问，就写个条子递给教员，教员都很认真地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或是交给学员们集体讨论，互相解答。

　　陕北公学有两种学制，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四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主要是培养师资。

　　这所为革命培养干部的大学，师资力量配置极高。据介绍，当时主要有三类人前来讲课：一是中央负责同志，他们是学校重要的师资力量。二是军事将领、工农干部，主要讲述军事知识。三是来自国统区和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

　　一时间，陕北公学学者云集，成为与西南联合大学遥相呼应的人才荟萃之地。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多年过去了，关于陕北公学流传颇广的一句话，是毛泽东的那句——“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提到陕北公学的政治教育，让成仿吾倍感骄傲的是，“我们经常请到党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课，这是陕北公学在延安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这所直属党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的学校，与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驻地——凤凰山，隔延河相望。

　　清凉山景区的一位讲解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山下的公路不甚通畅，毛泽东等领导人便时常徒步从凤凰山下来，穿过延河来到清凉山上的陕公。

　　成仿吾回忆说，毛主席特别关心陕公的教学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来讲课，他自己第一个带头来讲，主要是讲时事和形势。

　　他记得，“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就到陕北公学来做报告，帮助学员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陕北公学讲课。此外，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也到陕北公学作过讲演。

　　频繁来到学校讲演的中央领导，也与教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据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主席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

　　“而毛主席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透彻，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又能结合学员的思想认识回答问题，非常受欢迎。毛主席讲演后，常常被学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名留念。”成仿吾回忆说。

　　李维汉也曾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1938年3月3日，陕公第六队至第十队学员举行结业典礼时，毛泽东亲临祝贺时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研究这段校史的专家分析称，这句话是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成功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教育方针，培养大批抗战建国干部作用的一种高度评价。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939年，由于日军战火迫近，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的大学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

　　这所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在日军的炮火和国民党军队的“扫荡”中，华北联合大学辗转阜平县、平山县、唐县、张家口市等多地。

　　此间，华北联合大学延续了军事化的作风。

　　成仿吾回忆道，平时师生都要练习瞄准、实弹射击和扔手榴弹。“我们在陕北公学时，就提出了‘战斗地学习’的口号，到了敌后战场，更不能忘记我们是处在敌人随时可以进攻的情况下来办大学的。我校校址，常常距离敌人据点三四十里，所以我们要把平时和战时相结合，既不惊慌失措，又要经常保持动作敏捷；雷厉风行，这就叫‘战斗地学习’。”

　　这一时期的华北联合大学，继续在战火中办学，并源源不断地为革命输送人才。

　　校史资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华北联合大学迁到张家口时，恰逢该市刚刚解放不久，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几乎将华北联合大学的400名学员和一些干部抽调一空，安排到各个岗位上工作。

　　此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复校。1946年12月10日，为了大量吸收和培养从平津地区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华北联大招生的决定》，要求华北联合大学立即全面恢复工作，扩大招生。

　　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命名华北大学，定址石家庄正定。当时，解放战争已渐近尾声。

　　这时，华北大学的主要使命，已经随着历史的进程发生改变。

　　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吴玉章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大学就是要培养革命建设的人才，更要吸收蒋介石统治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干部。”

　　校史资料记载，当时，中共中央将全国培养干部任务的13%以上，华北地区培养干部任务的三分之一以上交给了华北大学，并规定华北大学的学生由中央统一分配。

　　“无论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大还是华北大学出来的学生，他们不仅能把所学运用到实践当中，更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教学督导室主任王学军说。

　　他表示，这种牺牲精神，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在办学期间，通过讲政治、讲军事，一点点训练出来的。

　　1949年初，北平街头贴出华北大学的招生广告。据校史资料记载，这次公开招生，学生报名非常踊跃，到1949年3月中旬，一共有4800多名学员入学。这一阶段对招生标准掌握得比较严格，录取的学员政治条件非常好，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其中有许多是党组织留下来准备迎接平津解放的地下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成员。

　　此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需要迅速培养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去担负起在新解放的地区建设民主政权的重任。

　　革命的火种

　　回望新中国成立前的1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设立前的几个时期，学校源源不断地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

　　成仿吾回忆称，开学典礼后一个月，1937年12月，陕北公学就培养出了第一批毕业生约二百人，这些革命的火种撒到华北各个战场上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点燃起全国全民族抗战的烈火。

　　据统计，从1937年夏至1939年夏，以及后期陕北公学从1939年12月至1941年8月为国家培养了万余名抗战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华北联合大学在严酷的敌后战场办学九年，共培养学员80多个队（班），8000多人，连同短期培训的干部，总数逾万人，接收晋察冀边区24个文艺团体到文艺学院学习、受训。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告诉新京报记者，1947年左右，最多的时候他曾经一天接收了200名学生，也就是一天成立一个班。

　　而日后成立的华北大学，也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共培养各类干部2万名。

　　在王学军看来，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大对党的革命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为新中国办好人民教育做好了铺垫。

　　回顾中国人民大学的办校历程，来自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一以贯之。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赶到学校做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广大师生赠送了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说，“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华北大学则亲历了一个伟大的时刻。1949年10月，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华北大学是唯一被允许通过金水桥主桥经过天安门的学校，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