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型大学的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本科生孙光德87岁了，已入耄耋之年，白发苍苍。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但唯有1950年10月3日这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建校的开学典礼，她至今印象深刻。

　　那是个初秋的下午，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一号大院的操场上，学生们按照系级排队进入会场。延续了战争年代华北大学的传统，他们穿戴着灰色的制服和帽子，背着马扎，操场上不一会儿便“灰压压一片”，整齐划一。

　　当天，令孙光德和众多学子们最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和朱德的到来。

　　“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人民大学的学生是人民在困难的时候用小米供养的，人民大学的学生必须为人民服务，如果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就不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刘少奇说。

　　校长吴玉章则强调：“人民大学要培养精通先进科学技术，掌握最新科学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与各种具体业务结合的专门人才。”

　　从1937年陕北公学开创到1949年底华北大学结束，直至1950年10月3日建校典礼这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开启了它的崭新时代。

　　借鉴苏联

　　早在1949年解放前夕筹建新中国时，中央便决定创办一所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大学，为建国后国家建设培养大批管理干部，以配合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建设。

　　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中提及，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经过双方多次协商讨论，决定将这所大学设立于北平，即在原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1949年3月，孙光德从北京师范大学转入华北大学学习。当时战争还未结束，华北大学的学习依然是短训班性质，到8月初结业，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各单位工作，同时也留下了500多人将来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俄文大队”，专学俄语来为将来直接听苏联专家讲课做准备。

　　12月底，华北大学基本结束，全校干部和教师以及勤工人员，全部转入人民大学的创建工作。

　　12月11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成立人民大学聘用50名苏联专家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称，“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学校最初设有8个系，14个专业，教学计划基本以苏联为蓝本，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制。此外，从各产业职工和干部中招生，重视思想理论教育的办学和教育宗旨，均来源于苏联经验，学习俄文则是为了培养直接聆听苏联专家讲课的人才。

　　孙光德记得，约在1949年底，学校的大厅里摆了二十多个摊位来介绍未来大学的专业，其中有工厂管理系、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合作社学系、法律系等，她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自选报名和组织平衡分配后，她如愿进入该系学习。

　　1950年初，人大的招生工作开始推进。本科招生名额共882名，学校校部设立在东四区东四六条38号，校舍有铁狮子胡同一号和海运仓等50多处。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人民大学从学校各领域抽调了老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分配至教研室，采取边学边教与组织研究生学习两种方法齐头并进。凡是有苏联专家在的教研室，该专家均被指定为科学指导员，负责培养师资，给教师和研究生上课，同时编写教学大纲和讲义。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人民大学在1951年2月便培养了250名新教员、320名研究生，学校放手传授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上的新成就，逐渐使苏联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到1952年6月，全校共编讲义126种，翻译讲义271种。

　　以战斗的姿态学习

　　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国内当时没有创办新型大学的经验，面临缺乏大学教师、教材和翻译人员的困难，为贯彻教育方针创设条件，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建立学科体系均向苏联看齐。

　　今年90岁的张希坡是1951年入读人民大学的，当时的学生还都是从干部中选拔的“调干生”。

　　根据苏联经验，基础理论课程是当时人民大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时任校长的吴玉章曾多次明确阐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教育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而，人民大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以此指导专业课教学。各专业普遍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四门政治理论课，作为一切专业教育的基础。

　　在教学计划中，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专业课所占比重最大。基于上述考虑，各类课程的比重大致为：政治理论课占18%，基础课占35%，专业课47%。

　　回想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光，张希坡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就是当时的思想理论学习，“打好了基础理论，即使遇到不熟悉的问题，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和分析问题。”

　　此外，在学习中，吴玉章还一贯坚持“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应当把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研究当前我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以法制史的学习和研究为例，苏联专家主要讲的是外国法制史和苏联法制史，但是中国法制史外国专家讲不了，因而学校鼓励张希坡等人开创中国法制史课程。1953年他毕业，便开始参加创建中国法制史的工作，其中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他重点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并得到吴玉章亲自支持，这个方向也成为他毕生的心血所在。

　　艰苦朴素是人民大学的校风，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开始，便靠着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艰苦奋斗表现在学习上，则是要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下苦工夫，牢固地掌握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

　　吴玉章一再强调掌握知识必须艰苦奋斗。他鼓励学生“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就必须坚持学习上紧张而持久的劳动。所谓紧张，就是要刻苦坚强，孜孜不倦；所谓持久，就是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

　　孙光德回忆本科在人大读书的四年，总结为“以战斗的姿态在学习”。人民大学建校初期，不同于北京大学等崇尚自由的老牌大学，而是延续了华北大学在战争年代的作风，“军事化学习和生活”。时间基本被课程排满，“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也“极少看到有人课后去玩”。

　　上课是不能缺课的，一个班四五十人排着队进教室，由班长掌握考勤信息，每个班还有班行政（即班主任）来管理，讨论课老师一般都要点名。那时候一周上六天课，只有周六晚上到周日晚上七点可以自行安排时间。

　　周日晚上7点，学生必须回校开小组会，在会上，每个人会回顾自己上周的学习和生活，总结得失，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孙光德说。

　　至于课余活动，则是每天下午课后、晚饭前的文体活动时间，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排球队，每天参加训练，比如篮球就是先摔着球跑篮，然后分两队进行对抗赛。

　　理论联系实际

　　1957年开始，由于国内建设需要更多建设人才以及专业的增加，调干已不能满足需要，人民大学开始在全国率先单独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此时，中国开始摒弃苏联经验而走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开始突出结合中国实际的宗旨。

　　来自福建的邓荣霖出生于1937年，与陕北公学创立同年。1957年5月，20岁的他作为三好学生，获得了学校保送推荐报考人民大学的资格，最终从福建23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福州24人录取名单中的一员，入读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从1958年开始，人民大学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因此，1957年是“在时代前列”的一年，邓荣霖始终以此为荣。

　　作为年轻人，他“跟着时代的步伐，想要最好的”，而人民大学作为解放后第一所新型大学，自然是他的首选。1953年-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家的建设目标是工业化总路线，循着这个大背景，邓荣霖选择了工业经济系作为自己的起点。

　　理论联系实际也是人民大学一贯的教育方针，在这一时期更为突出。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吴玉章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

　　人民大学与有关业务部门建立合作。最初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展开，请业务部门提供资料、作专题报告、就课程建设提出建议等。随后，逐步发展为互助合作，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到厂矿和企业中搜集资料并发现问题，与企业机关建立共同的研究组。

　　同时，学校积极倡导和鼓励各科系有计划地组织师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调查和业务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也会被聘请至学校作报告。这种学校同业务部门挂钩的做法，成为人民大学持之以恒的教学制度，对提高教学质量、锻炼学生实践能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荣霖所学专业，涉及工厂管理、企业管理、工业经济等，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便注重联系实际，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北京第一机床厂铸工车间班组建设的研究，便是通过3个月去工厂实地调研并劳动，与基层工人同吃同劳动的成果。

　　1961年，邓荣霖毕业，与当时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去中央各工业化相关部门工作不同，他由于文笔较好，被留在了学校担任教职。

　　留校后，学校还会面向实践干部开设厂长班，这对他贴近实践工作，始终联系实践进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直到现在，“实践长青，理论不止”依然是他做学问的治学格言。

　　动荡与复校

　　人民大学未能幸免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是人民大学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致使学校于1970年起停办了八年之久。陆续有教师被下放至干校，在此期间，教职工队伍备受摧残，校舍被占，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损失巨大。

　　在此期间，邓荣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从事有关工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政策文件起草、撰写工作报告等工作。张希坡则在1968年选择回老家务农割麦子，100天后回北京在革委会工作。1970年学校停办，他被分至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期间下放延庆劳动一年。

　　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对学校停办深感痛心。他数次向当时的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建议，由北京市把人民大学的教师集中起来，办一个院校和研究所，以防人才流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人民大学散落在各处的人员强烈的复校愿望被点燃，不少人找到当时生病住院的郭影秋促成此事。在1977年夏天，郭影秋召集了五六十名教师和干部成文了一份关于恢复人民大学的意见书，几经辗转意见书送至邓小平手中。

　　不久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及人民大学复校一事，他指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此表达恢复人民大学的决心，人民大学的复校一事终被列入议事日程。

　　最终，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人民大学于1978年7月正式复校。

　　接到人民大学复校的消息时，邓荣霖住在东交民巷附近，离当时的单位走路只需五分钟，但由于更热爱教育工作，他舍近求远，从北京的东南跑到西北，选择了回人民大学继续执教。

　　张希坡在母校复校后，作了一首名为《心愿》的诗：

　　“人大复校的号角，呼唤着法学教育战线上的一伙老兵；归来吧！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正在翘首期盼着你们；归来吧！这片撂荒的土地，更需要你们辛勤浇灌，深耕细耘……”

　　新京报记者 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