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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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 实事求是做学问创事业是正道

2017年09月2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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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 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1944年生,浙江绍兴人,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9年毕业。在农村、工厂、军队短时间工作后,开始走上记者之路,一干就是二十余年,曾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上海分社社长、北京分社社长,以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1994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4年任河南省委书记,2009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光春,1964年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69年毕业。曾任新华社分社社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河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央巡视组组长、中央纪委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上大学之前想新闻,上大学之后学新闻,大学毕业之后干新闻,到中宣部之后管新闻,成为省委书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用新闻。”这是徐光春的“新闻缘”。徐光春说如果问我在学校学习那几年的收获,很重要一点就是理解、认识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在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确立方面,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被人大新闻系录取,“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新京报:你曾介绍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报人大新闻系,第二志愿报复旦新闻系,为何坚定报考新闻系?

  徐光春:当时,全国新闻专业最强的就是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我下决心要考就要考最好的。新闻记者的光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不仅可以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还可以到各地采访。因此,高中二年级时,杭州日报就聘我当特约记者。知道自己考上人大后特别高兴,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实现了。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杭州、从小就想当新闻记者的我来说,能到北京读新闻系特别开心。接到录取通知时又蹦又跳,好几天没睡好觉、吃好饭,兴奋得不得了。我妈问我:你吃了什么药啦?我说:吃了兴奋药!大有实现鸿鹄之志的兴奋感。

  1964年夏,去人大报到,自己坐火车去北京,过长江、跨黄河,人在火车上,心早已到人大了。当时带的行李箱上贴着印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识,一路上像是金字招牌感觉特别荣耀。

  新京报:现在回忆大学生活,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徐光春:从1964年进入人民大学学习,1969年毕业,1970年才分配,在学校里过了6年时间。这6年中,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当年,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学工作很有特色,作为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人大新闻系与党的事业、与政治紧密相关,人大新闻教学很讲党性原则,讲究理论联系实际。我最喜欢的有两门课,一门是甘惜分老师教的《新闻学概论》,一门是方汉奇老师的《中国报刊史》。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人大新闻系的教学始终与实践相结合,当时每年都安排实习课,这既符合新闻工作规律,且有利于人才培养。

  从“新闻记者”到“部级领导”

  新京报:1995年你担任中宣部副部长、2000年兼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2004年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如何完成由“新闻记者”到“部级领导”的身份转换?

  徐光春:我上大学之前想新闻,上大学之后学新闻,大学毕业之后干新闻,到中宣部之后管新闻,担任省委书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用新闻。四十年间的确涉及几个大的身份转换问题。

  第一个转换是从做新闻到管新闻的转变,这个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做分社社长、总编辑也在管新闻,只是范围不同,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管的面更宽,但主业都是新闻,转换相对容易些。

  第二个转换是从管专业到管全面的转变,到中宣部工作后除了主管新闻还管出版、宣教,兼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后开始管电影、管文艺等。

  第三个转换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转变,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光明日报、新华社等都属于中央工作层面,河南属于地方,层级不同。

  为实现这三个转换,我梳理了我之前的工作得失,总结了既往的经验教训,学习新岗位急需的知识,努力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身份转换。

  新京报:离开省委书记岗位后,你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名誉院长。为何选择这些工作,是否是一个新的起点?

  徐光春:我离开省委书记岗位后,担任五年中央巡视组组长工作,先后巡视北京、天津、重庆、江苏、山西、云南、西藏等十个省市。此外,从事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我是工程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有40多人,都是现在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知名的专家学者。我除了是高级记者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学者,有十几部专著。我从2010年全身心投入这项“马工程”,到现在已经八个年头。

  这是新时期非常重要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程,我们称之为旗帜工程、灵魂工程、阵地工程,是一项中央直接组织领导的重大工程。作为主任,要主持咨询委员会的全面工作,要对所有书稿负责把关。最近,我主编的首部《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即将问世,是向党的十九大献礼的。

  人大学习打下了 非常好的基础

  新京报:如何看待和理解人大校训“实事求是”?它对你在人大学习、以及之后从事新闻工作、从事党政领导工作,有何影响?

  徐光春:“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人大把其作为校训,把人大的使命放在培养能够运用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才上面,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说在学校学习那几年的收获,很重要一点就是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认识、理解到了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党员干部、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必要性,这为以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确立方面,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做到少走弯路,不走邪路,走好正路。

  实事求是才是正道

  新京报:现在回望大学生活,对你的人生影响是什么?

  徐光春:使我认识到,实事求是做学问,实事求是创事业,这才是正道,这才是方向。正因为有了在人民大学那段时间的学习、历练,才有了我后面的这一段人生。

  新京报:人大迎来80周年,作为老学长,对年轻的人大学子有何期盼?

  徐光春:希望人大继承光荣传统,开创美好未来,从新的实际出发,为党和国家、人民培养更多能够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人才,这是人民大学的希望所在,也是国家的希望所在,也衷心祝愿我们的人大学子在实事求是中成才、在实事求是中成业。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人大把其作为校训,把人大的使命放在培养能够运用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才上面,是非常正确的。办学80年来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传统已经开花结果。 ——徐光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沙璐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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