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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至1970年,温儒敏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他曾说:“我的青春岁月是在人大度过的。”他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几位老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仍是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基本教材。2012年起,他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现在教材已在全国中小学起始年级投入使用。他说,无论从事教学、做研究,还是编教材、支持基础教育,都秉持人大“实事求是”的校训。
人文学科设置重实用是特色
新京报:1964年至1970年,你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你觉得人大的学科设置有什么特点?
温儒敏:人大是共产党办的大学,实事求是也是毛主席提倡的作风,人大从办校的宗旨方面就努力往这方面靠。
“文革”之前人大学科的设置,主要偏重社会应用,比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贸易、档案等,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人大也发展了一些人文学科,同样也体现了重实用的特色。比如历史系,偏重的是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新京报:语言文学系也是注重实用吗?
温儒敏:语言文学系是以文艺理论见长。我上学的时候语文系建立不久,前身是一个语文教研室,教写作阅读。
我上大学时古代汉语每堂课都要背古文,当场抽查,很紧张的。学的是王力的四卷本《古代汉语》,两年下来,应该说对打好古文的底子,培养对汉语的语感,起到很大作用。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你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几位老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仍是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基本教材。如果现在再重写现代文学史,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温儒敏:这本书出版30多年了,印刷量达130多万册,其影响也是我们料所未及的。
我们写这本书没有任何压力,上世纪80年代刚刚冲破牢笼,是历史上难得的开放时代,怎么写都可以,大家觉得很新鲜,思想比较活跃,很少禁忌。
如果再写肯定还有很多变化,具体作家评价也会有调整。比如大家非常叫好的张爱玲,位置应该再高一点。周作人的位置也应该更高一点,他的散文写得好,是和鲁迅不一样的风致,艺术独创性到现在还有影响。
学生时代总被告诫关注现实
新京报:你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这种办学思路是否和在人大求学的经历相关?
温儒敏:“守正创新”不是“保守”,“保守”这个词好像有点贬义。教育事业都是有点滞后的,不能老是改革、颠覆,“动作”太多对于教育事业来说可能有破坏性。
我当系主任时,对于“古”字号的学科,包括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古文献,格外重视,但也注意发展新的学科方向。比如我们当时增设了“计算语言学”专业,还建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关注中小学语文。
那些年各大学都在“扩招”,北大校方也曾要求北大中文系改为“文学院”。我觉得真没有实质性意义,坚持不改。但这个“系”在很多方面又都是“敢为人先”的,比如在全国率先实行博士论文评审匿名制度、教师科研业绩评价看重“代表作”等,都是“守正创新”,在业内产生很大影响。
回顾这些事,我是有些“满足感”的,认为能实事求是办学,跟我在人大受的学业训练也有关。
新京报:你一边在学校做学术研究,一边深入社会做实事,这两者有什么内在联系?
温儒敏:我上学时,人大的政治风气浓,学校里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学生总是被告诫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忘记社会责任,要关注现实、有责任感和务实精神。
搞人文的最终是要对社会、生活有所助益,不是做学术的其他就一概不管。
也有人只做学术,比如一辈子就研究一个汉字、一件史实,当然也有价值。但对我来说,这样有点不过瘾了,我还是想在自己的专业与社会现实保持某些联系,能做一些对社会现实有所助益的事。我现在做基础语文教育,而我的学术根基就是现代文学,两者可以互动。
我这几年做了两件事,一是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提倡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研究文学的“民生”,影响很大。有专家称之为“接地气”的文学研究,开了学术的新生面。
第二件事,是受教育部委托,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从2012年起带了几十位专家和教师编这套教材,非常艰难,非常“熬人”。现在小学初中语文已经编出来,起始年级在全国投入使用。反响很好,这些年的辛苦付出值得。
几十年来,我无论从事教学、做研究,还是编教材、支持基础教育,都秉持人大“实事求是”的校训。人民大学对我的精神哺育,是我毕生的动力源。
新京报:你怎样评价人大的校训?
温儒敏:我认为人大的校风倾向于务实。务实,是它的优势,当然有时又可能趋向庸俗化。部分原因是时代使然,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学校的风尚。
几十年来,我无论从事教学、做研究,还是编教材、支持基础教育,都秉持人大“实事求是”的校训。人民大学对我的精神哺育,是我毕生的动力源。——温儒敏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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