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语者”李法军：鉴骨是与生命对话

　　红色的桌布上，大大小小的人体骨骼码放整齐，一名戴眼镜、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左手托起一片头盖骨，仔细端详着。

　　这是广西灌阳县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中年男子名叫李法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所从事的研究，是通过散落的、几乎已成碎片的遗骸，解读背后的身份信息和生前遭遇。

　　人骨鉴定是一门小众学科，“骨语者”李法军也常显得神秘——有时，他会在实验室里，与一堆人骨待上一整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李法军表示，人骨鉴定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研究，对于人骨，自己始终心怀敬畏。

　　“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

　　新京报：你是如何参与到红军遗骸打捞工作中的？

　　李法军：了解到这件事，是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大概是9月13日。那时就想，如果能够参与到其中，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本次参与打捞研究的广西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珍，是我的同校系友，两天之后就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与鉴定。随后，我带着4名研究生就到广西的现场去了。

　　新京报：动身之前有做什么准备？

　　李法军：因为是电话沟通，所以我简要了解了一些情况，比如井下情况的相关数据，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照。此外，我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测量工具、手套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考虑到遗骸在水下，骨骼会比较散，所以带了一些黏合剂。

　　另外，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这些是常年都备好的，装了一个拉杆箱。

　　新京报：此次打捞红军遗骸难点在哪？

　　李法军：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我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新京报：现场实际情况，与预判出入大吗？

　　李法军：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只有等稍微干了后再处理。

　　新京报：遗骸鉴定的过程顺利吗？

　　李法军：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工作很难。

　　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新京报：最终的遗骸数量如何确认？

　　李法军：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根，右侧8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10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来广州之前，我曾在北方工作6年左右。南北方土壤成分不一样，导致埋藏环境有差别。北方土壤偏碱性，有利于骨骼保存；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上骨头本身钙质比较多，所以在南方很难获取完整的骨骼。这就导致，在北方使用的方法，到南方就不适用。

　　新京报：骨头上能够保存什么信息？

　　李法军：比如种族特征，人类吃什么和怎么吃，都能通过对人骨的研究来破解。前者牵涉到食物来源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通过牙齿本身的磨耗水平和特点，加上对骨骼进行化学分析，复原出族群的食谱。

　　这项研究的原理是，比如说，狩猎采集的人，与农业生产的人由于饮食等多个因素差异，在骨头上也会体现出差异性。以前我们做种族研究，是用尺子测，导致很多边缘特征被忽略。但是在引入人骨鉴定后，可以通过几何形态测量，鉴定的精确度和骨骼可传达的信息更加丰富。

　　新京报：研究一根一根碎骨是否很枯燥？

　　李法军：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因为人骨鉴定是考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过来的，在这片土地上不同区域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发展的。我比较关注自然进化史和人类社会的发生、进化的相关性问题，比如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是怎么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劳作，如果要研究这一领域，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仪式感是时刻存在的”

　　新京报：对于人骨的兴趣从何而来？

　　李法军：应该说我从小就对骨头感兴趣。小时候吃完鸡肉，会把鸡骨头摆好复原。后来也进行了很多训练，其实为的是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后来还去白求恩医学院，跟医学生一起上解剖课。

　　新京报：人骨鉴定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李法军：有一门学科叫法医人类学，就是通过人骨等的研究，很精确地判定尸体性别和年龄。我之前的工作都协助过警方侦破一些案件。

　　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个头颅，重建一个完整的“人”出来，包括身高、体重和身形等特征，为公安机关寻找尸源提供支持。另外还有一种应用形式，就是人像复原，通过骨骼的结构可以还原出一个人的相貌。

　　新京报：在你心目中，这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法军：这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而且目前在这一领域，我国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尽管工作领域比较小众，有的时候会有孤独感，会听一些音乐解压。

　　现在除了上课，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跑一跑，与各个省的考古部门联系，有新的发现公布，也会去调研，为的是保持学术敏感性。

　　新京报：你平时的工作就是和骨骼在一起？

　　李法军：我在实验室，有时候可以待一整天不出来。一接触到人骨，整个人都能安静下来。对于人骨，心里有敬畏，敬畏的东西你就不会去亵渎，也不会去造假。对待每一块小碎片，会尽最大努力进行复原，尽量去重建，因为这些碎片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新京报：如何理解不亵渎不造假？

　　李法军：我们的工作是有一定仪式感的，而且时刻存在，因为你在跟一个生命对话，而不是仅仅一根骨头。比如我们的实验室每天都要仔细打扫，因为保存的是人类的骨骼，需要这种敬畏感和仪式感。有时候，我会把9岁的女儿带到实验室，让她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去认识生命。

　　■ 链接

　　被打捞骨骼确认为红军遗骸

　　9月12日，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第一块人体骸骨被发现，随后，陆续发现20具遗骸。9月16日，第一批疑似红军烈士遗骸起运，交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鉴定。

　　灌阳县委宣传部介绍，经鉴定遗骸相对集中于距井口深约10米、与地下河口相对的回水湾处，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部分遗骸被棕绳裹住，说明生前曾被捆绑。由于水流与沉积等作用，大多数遗骸均较为破碎，骨体变黑，并发生了碳化现象。根据调查，县内几十年来重大事件的记录等均显示，酒海井内并无大批人畜尸体投入。通过对前期遗骸的清理情况、人骨的鉴定、史料记载等综合分析可以认定，从酒海井里清理出来的人体骸骨，正是1934年被投入井内的红军遗骸。

　　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