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 研学为精 桑榆未晚

　　“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在人口为世界之最的中国，“生”“老”问题尤为重要。作为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邬沧萍在六十多年从教生涯中，潜心研究，为国家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言献策，也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老年学领域的专业人才。

　　回首往昔，96岁的邬沧萍觉得，不管是而立之年负笈回国，还是知天命之年闯入人口学“禁区”、花甲之年开拓老年学研究，自己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做出的选择，都很“幸运”。

　　归国

　　“进了想都不敢想的人大”

　　“1953年进入人大，到今年已有64年”，时光如果退回到1951年夏，和妻儿一起迫不及待登上归国轮船的邬沧萍不会想到，未来人生2/3的时光将在一所他当时“想都不敢想”的大学度过。

　　1922年9月，邬沧萍出生在广东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以广州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海关录取，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工作两年后，他又于1948年自费前往美国纽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硕士，之后又修完了博士学位的课程。

　　“战争年代，虽然颠沛流离，学业却一直没有中断。当时很多同学投笔从戎，有些牺牲了，而我却一直在读书，总觉得内心有愧。”已打定主意回国的邬沧萍考虑到MBA不适用于国内的计划经济，又在哥伦比亚修读了统计学，而这次跨学科选择为他今后转向人口学研究埋下了伏笔。1951年，回国后的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1953年进到人大，在统计系任教。

　　“人大对我确有知遇之恩”，邬沧萍回忆说，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听说过人大，“吸收的教师全都是革命、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我能成为人大的一分子，觉得喜出望外。”

　　坚守

　　闯入人口学的“禁区”

　　在人口学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开创了很多个第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机构——人口研究所；创办了第一个人口学系，创办了第一个人口学学术期刊《人口研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

　　邬沧萍经历了这一段白手起家甚至还冒着政治风险的人口学“创业历程”。他回忆说，与人口学结缘要从1953年参加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提出要控制人口，但1957年人口问题成了‘高压线’，直到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认为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中国，这一研究才又提上了日程。”

　　为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国家计委也组织专家研究人口问题，统计学背景加上外语好，邬沧萍被选入了这个研究小组。“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研究人口问题，因为有政治风险”，面对曾经是“禁区”的人口学研究，邬沧萍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1974年人口会议结束，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牵头，联合北京市委、计划生育办公室在人大院内联合成立人口研究所。之后，在人大院里那个只有半间屋子的研究所里，邬沧萍和同事们一起，“同甘共苦，油印讲义、装订杂志，四处收集资料，终于把人口所、人口学系，人口资料室、《人口研究》杂志等办起来了。”

　　5年后的1979年3月，一份来自人大人口研究所的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给了国务院。这是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起草者是邬沧萍，与刘铮、林富德共同署名。报告提出，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两个可以自由选择。”但此后国家推行的政策比邬沧萍设想的更为严格。

　　1980年，中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创新

　　花甲之年预见老龄化问题

　　“研学为精，一心存报国家志；桑榆未晚，众口争夸矍铄翁。”在邬沧萍家的客厅，挂着这样一副对联。2014年11月，邬沧萍被中宣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评为“最美老有所为人物”称号，这副对联也是他从教多年的真实写照。

　　邬沧萍觉得自己很幸运，60岁才关注老龄化问题，没想到一干又是30多年。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意识到中国必须重视老龄问题。1983年，邬沧萍开始专门从事老年学和老龄文化研究，是中国最早从事这两门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

　　开拓一门新学科并非易事，“当时还有人认为我这是破坏计划生育”，在反对的声音中，花甲之年的邬沧萍又选择了“啃硬骨头”。1987年，邬沧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一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全面系统的老年学文章。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科协主席的钱学森看到文章后，亲自给邬沧萍写信表示赞同，这也让邬沧萍倍添信心。

　　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邬沧萍培养了一大批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方向的研究生，新中国第一个老年学课程、第一部老年学专著也先后开设、出版。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教育部批准的中国高校第一个老年学专业培养机构。由此，中国老年学学科建设也正式拉开帷幕。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重新修订《社会老年学》，还写了一个老年价值论的提纲。”如今，96岁的邬沧萍依旧积极为老龄问题建言献策。这位“83岁离开人大人口所办公室、94岁还招收最后一批老年学博士生、退休后平均每两年都有新书问世”的老教授也继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 对话

　　“草根”老人也能“老有所为”

　　新京报：在开拓人口学、老年学的过程中，人民大学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邬沧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像是望远镜和显微镜，让我在人口学、老年学研究中敢于担纲。在出国留学和回国后学习中都曾涉猎过一些西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名著，但研读马克思主义让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20世纪50年代，教职工都要上马列主义夜大学。四门功课，我八次考试都是全优，许多重要的原著我都看过很多遍。我还记得数九寒冬，在露天广场上，大家带着小马扎听校长吴玉章讲党课的情景。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老有所为”是什么？

　　邬沧萍：老有所为，不仅仅指的是精英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一般“草根”老年人也能够有所作为。老年人在老年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自己的自理能力，减少对社会的依赖等也是一种正能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缪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