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 中国新闻史学科奠基人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研究影响了几代新闻工作者，他的学生已经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如今，91岁高龄的方汉奇，仍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自我调侃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半百之年开启学术新生

　　“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就只搞了运动和劳动了。”在方汉奇的记忆中，1978年是个转折年，此前方汉奇已经做了25年讲师，也写了一些新闻史相关的文章，但他觉得“自己净打杂了，没有时间写书”，那年之后，方汉奇专注于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颗学术巨星冉冉升起。

　　1958年起，方汉奇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当时的人大新闻系格局很大，有近千名学生，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有不少老解放区来的新闻工作者，教学力量可以办5个省报。” 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始，方汉奇进了牛棚，进行劳动改造。“当时人大校园附近所有的屋顶我都上过，所有的地下水道我都钻过，排积水挖污泥，不怕脏不怕累。”

　　1969年人大停办，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在那里，方汉奇做了三年“五七战士”，主要任务是打石头，“每天挥上万次小锤往下打，把石材打出井字形的沟，然后起出来加工，用于盖房子。”在这20多年间，方汉奇无暇专注于科研教学，只是看些杂书，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在卡片上。

　　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教学开始走入正规化，教师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备课，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深入和细化。方汉奇回到人大教新闻史，这一年，他52岁。半百之年面临新的开始，方汉奇充满干劲，心想，“新的格局方针提供了做好教学工作的机会，要好好干。”

　　适逢人大建校30周年临近，方汉奇想写一本新闻史专著作为献礼。“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几箱子书，我就在装书的木头箱子上搭个板当书桌，写这本书，结果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就没赶上校庆。”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除了著书立说，方汉奇也不忘操心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大事。1989年，在长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搞新闻史的几个人碰了头，方汉奇提议，建立中国新闻史学会。但民政部社团司规定社团必须有办公经费、办公用房、办公电话等硬件设施，中国新闻史学会却连一分钱的申办经费都没有。

　　经商议，经费就暂时借用方汉奇个人的一笔科研经费，办公室借用方汉奇的房子，办公电话也是借用方汉奇的电话。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全国一级学会，在今年的学术年会上，国内外100余所高校和机构的13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极具影响力。

　　除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从教60余年，方汉奇还为新闻史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谈及这些，他摆了摆手，轻描淡写地说：“赶上了那个时代，就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要做好老师，先做好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方汉奇在人大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20多年前人大新闻学院90级的学生张鹏，曾在媒体上回忆方汉奇的讲课细节。“讲到梁启超，先生随口就可以背出他的一篇千字政论，一边抑扬顿挫地背诵，一边在教室里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和八卦，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但是，方汉奇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把课讲得精彩，他自嘲“底子薄”，“小时候一直在逃难，没有好好读书，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恶补。”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方汉奇整天泡在图书馆，三年看了2000多本书，因此被批“走白专道路”，写检查反省。

　　在方汉奇看来，作为老师，讲好课是最基本的分内事。“要当好老师就要当好学生。给学生一桶水，但老师要准备十桶水。这样就能在教学中把握主导地位，上课也可以放松，不用老怕忘词，东方不亮西方亮。”为了“储蓄十桶水”，方汉奇守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了十万张资料卡片，摘录了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编织了一张立体庞大的知识网。几年前，他将这十万张卡片全部捐给了人大。

　　凡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现在，91岁高龄的方汉奇依然带着6个博士生，“学术需要传承，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直到做不动为止。”为了做好教学，他每天仍在不断“充电”，只是不再使用卡片，而是换了一种更新潮的方法。

　　“我把文章下载下来，分类保存，方便查找。我的大硬盘有1000G，现在积累的资料占了500G。”自1996年起，方汉奇就开始使用电脑，学会了五笔打字。“1992年知道了有Email，回来赶紧学电脑、学上网。”他时常强调，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紧跟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

　　2010年11月29日，74岁的方汉奇登陆了微博这个新的舆论阵地，发了一条“想去西藏，怕高原反应。”引来不少网友认真支招。结果几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想去阿拉斯加，怕那里太冷。”“神句式”引来网友效仿：“想考人大新闻，怕考不上。”“想去很多地方，怕钱不够。”

　　玩微博的几年间，方汉奇常对时事新闻发表观点，体育、名人、政治、民生皆有涉及，粉丝多达170多万人。他说：“玩微博是我的一次新媒体实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 对话

　　我如果年轻，一定要去做记者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今社会中新闻记者这一职业？

　　方汉奇：我如果年轻，还是要做记者。这个职业很有意思，事情发生了马上到第一线去，而这个第一线非常有吸引力。作为新闻记者，必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发展，与时俱进，趣味广泛。知识没有止境，所以要尽可能不断学习补充。新闻工作者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接触一大批材料，打的战役多了，知识的积累就丰富了。

　　新京报：你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你自己如何评价它？

　　方汉奇：受时代的局限，书中的一些观点如今来看不是很妥当，对人物和报纸的评价也不是很辩证。比如，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只是按政治待遇对号入座。此书再版的时候，我没有修订书中观点，就让它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在那里吧。不过，里面一些资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理解和参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冯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