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 少年心事当拿云

　　8月的北京，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一片安静。

　　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区，“文革”前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档案系的所在地。曾经的教室，现在住着学校的老职工。陈锡添每次去北京，只要不太赶，都会到这里转上半个小时。

　　1961年，他是广东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三个学生之一，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1966年，这位新闻系高材生由于“海外关系”出身被分配到湖北日报社，随后下放到基层农场。此后17年里，他辗转漂泊，在农场割过麦子，在小县城当过广播站的编辑，在汽车厂做过行政干部，在外语学院当过老师。

　　他几次离开新闻岗位，又生生把自己掰了回来。他重回记者岗位时已经42岁。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他不是唯一的记者，却成为唯一用文字记录下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人。“南方谈话”通过他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浓郁的舆论环境迅速在中国形成。

　　陈锡添也因此“一文而名动天下”，他的名字与伟人、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年已76岁的陈锡添一直认为，自己的这一切归功于在人大新闻系奠定的基础。

　　铁狮子胡同1号

　　陈锡添喜欢称呼人大老校区为“铁1号”，铁狮子胡同是这条街的旧称。1961年，他从老家广东省新会县（现江门市新会区）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来到这里，成了一名新闻系的大学生。

　　从上小学开始，他年年都是优等生。高考时，“当时没有觉得什么学校考不上，喜欢哪个就报哪个。”

　　他是新会三中（现江门市棠下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一天，校长走到他身边说：“陈锡添，你敢不敢考中国人民大学？”陈锡添立刻说：“敢哪，你说吧，我考什么系？”校长说：“考新闻系，以后当个记者。”

　　56年过去，那一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校长谭顺康的名字陈锡添脱口而出，“算是他逼我吧。我心气儿很高的，他一个激将，就把我的命运给决定了。”

　　铁狮子胡同1号的大门，成了陈锡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他第一次听说交谊舞，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打电话听到嘟嘟声，电梯升降时，他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心里发慌。

　　“新华社记者郭超人，登了珠峰后回学校作报告，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我们几个同学在下面嘀嘀咕咕，怎么他的衬衣比我们白那么多？我们不懂嘛，只知道自己身上的土布材料，哪里知道人家那种叫‘的确良’。”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陈锡添优秀学子的光环。别人去什刹海滑冰，他到图书馆抢位置；采访课上完，他从《北京日报》拿线索，到首钢、四季青人民公社去采访；编辑课上，他改过新华社记者的原稿；摄影课，他从配药水学起，显影之后到暗房冲洗；评论课，他拿报纸上的新闻一篇篇练笔。

　　“少年心事当拿云”，陈锡添把李贺的这句诗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大学五年里，他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我是要去做新闻的”

　　1966年，陈锡添的少年心事，他的新闻梦，戛然而止。

　　他11岁父亲去世，初中毕业时母亲为了谋生，带着弟弟妹妹移居香港，他也因此有了“海外关系”。这顶帽子从毕业分配起就扣在他脑袋上。

　　他被分到《湖北日报》，一年不到，他被分到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湖北钟祥县洋梓湖农场里，陈锡添把晒完的麦子抱进打麦机。天气很热，他光着膀子，麦秆划的身上血迹斑斑。理想抱负无从谈起，那段岁月给他留下的记忆就是打完麦子，倒在水泥地上就睡着了。

　　1970年，农场生涯结束时，他没等到回《湖北日报》继续当记者的消息，而等来一张咸宁县广播站的调令。

　　上世纪70年代的咸宁县，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拉丝厂拉铁丝，人大档案系的在县城下面的中学当历史老师，摄影系的在街边照相馆工作。一天晚上，广播里传来一个广东腔，别别扭扭用普通话播报县里的大事小情。那是陈锡添，给生病的广播员代班。

　　白天，他编辑策划、到农村采访，同时还忙着县委宣传部的工作，给领导写演讲稿。晚上，他躺在木板楼的宿舍里，人们走来走去，屋顶、地面总感觉摇摇晃晃。重点新闻单位早已不做指望，省级媒体也落空，县级以上单位都待不了，纵有一腔热血，满脑子的理想，却通通没办法实现，看不见丝毫出路。

　　当命运中所有的转机一次次对他关门的时候，陈锡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

　　“人大新闻系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三个名牌大学的老师并起来的，一届学生只有43个，个个都是稀缺人才。我不可能在这里待一辈子，我是要去做新闻的。”陈锡添说。他那时还想不到，13年后他到深圳当了个大龄记者，22年后他会和这位伟人产生交集，见证并记录下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全过程，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重要的历史时刻。

　　他等着命运，命运也等着他

　　陈锡添到《深圳特区报》当记者时，时间已经来到1983年12月20日。

　　1992年的深圳，陈锡添等来了共和国的转折点，也等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到深圳视察，他被指派为随行采访记者。

　　邓小平南方谈话最开始下了命令不让报道，他毫不避讳谈及当时的“顶风作案”。他判断出，这次南方谈话会改变中国的面貌。

　　陈锡添说，大学新闻理论课老师甘惜分讲的一句话，一直在提醒他——政治家办报，小局服从大局。“我当时就一个想法，记录下所有细节，一定要找机会报道出去。我知道风往哪边吹。”

　　其他记者放弃了文字采访，陈锡添始终紧跟邓小平做记录。不准录音，他就在本子上记下提纲，晚上回去复盘全文，每天工作到夜里两点，连续五天。两个月后，他终于等到发表的机会，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登上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他30年前写在大学日记本里的“少年心事”终于实现。《东方风来满眼春》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99年，陈锡添被任命为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编辑并兼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2014年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已经退休的陈锡添作为嘉宾回校演讲。面对7000多名毕业生，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也算是一种鼓励吧，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向命运低头。”

　　铁狮子胡同1号现在的名字是张自忠路3号。教室的拱形门上，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大门外的马路上车来车往，很少有人驻足。

　　陈锡添总会想起这里的一草一木。“我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是我人生的起点。”

　　大学新闻理论课老师甘惜分讲的一句话，一直在提醒我——政治家办报，小局服从大局。我当时就一个想法，记录下所有细节，一定要找机会报道出去。我知道风往哪边吹。——陈锡添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