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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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群 吃百姓俸禄,就该给百姓办事

2017年09月28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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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的朱维群。
受访者供图
朱维群
1947年生于江苏建湖,1965-197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学习,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每年早春3月,朱维群和其他委员一样,住在友谊宾馆里,参加全国两会。

  这段日子里,他时不时回到毗邻的母校校园散步,看着迎面一茬又一茬单车骑过的在校生,总会想起52年前,自己穿着一身蓝制服,戴着中国人民大学白底校徽,那副“恰同学少年”时的样子。

  一家三代都是人大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朱维群家庭中不可剥离的一条纽带。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特质。

  “人大从延安走来,始终忠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直至后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人大精神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维群。

  彼时大学,与政治紧密相连

  朱维群泡了一杯茶,回忆着52年前的校园生活。追溯至记忆深处,他的指尖不由地轻敲沙发扶手。

  朱维群小学时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并在196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当时的人大有了新建的图书馆与教学大楼,但四周却还是成片庄稼地。两层的宿舍楼,六七个人一个屋,硬板床上垫草席铺床单直接睡,没有褥子。朱维群为了锻炼自己,连草席都不铺。

  干部家庭出身的朱维群,没什么优待,大家伙一起拿饭票买伙食,一天5毛钱,一个月15.5元。家庭条件差的,申请到国家补助,一个月能到20块钱。“入学那年国家经济恢复,能吃饱,还有肉,我们都觉得很不错了。”他回忆道。

  专业是朱维群凭自己喜好选的,语言文学系里学文艺评论,他最喜欢《中国古代文学》。

  可第二个学期,整个班都去了海淀苏家坨,响应政策下乡到农村办学。住在农民家里,一边劳动一边上课,师资力量分散,除草、割麦、种庄稼、盖房子朱维群倒是学会不少。

  彼时的大学,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连,身处其中的学子,记忆中抹不去时代特有的烙印。

  入学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成了“重灾区”,学校全面停课,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我们这届比较特殊,经历了最混乱的时候,当时以文科为主的人民大学伤筋动骨。对我们这届学生来说,学业收获也是要打引号的。”同年6月,朱维群所在的65级,毕业了。

  一家三代,皆因人大结缘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人民大学复杂尖锐的思想意见碰撞中,朱维群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朱卫卫。

  与朱维群同年入校,朱卫卫在人大新闻系就读。“文革”中,朱维群与朱卫卫属于保守派。观点相近的两人在共同的经历中建立了友谊,大学毕业4年后,两人确立了关系。

  朱维群一家,有三代三对校友,皆因人大结缘。

  他的岳父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的负责人之一,在延安结识了一位投奔陕北公学的女青年,这个女青年后来成为朱维群的岳母。朱维群女儿1992年入读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系,在大学与同届商贸系的爱人相识相恋。小外孙尚未出生时,朱维群笑称,等小家伙长大了,也把他送到人大读书。

  三代渊源,使得人民大学成为朱维群家庭聚会里,常被谈起的话题。朱维群经常和女儿一起,把各自的大学生活做着比较。“人大早期教育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但女儿那会儿学习环境就好太多了,能读很多东西,学术自由度高,自主选择也多。”

  1970年大学毕业后,朱维群被分配到沈阳郊区当老师,一边种地,一边教语文。别说学生了,连当老师的朱维群都没有书可看。好不容易弄到一本赫胥黎的有关进化论的书,他来回翻看几遍,做了详细的笔记。

  离开沈阳,朱维群先后到成都市委宣传部、江苏省高教局、人民日报社、中央办公厅以及中央统战部任职。

  在统战部,朱维群工作中继续了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缘分。

  1998年以后,中央统战部决定安排宗教界代表人物到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朱维群首先想到的是向母校求援,人大最终被选定为高校集体办班点。“我国宗教中青年代表人物,他们宗教造诣比较高,但很多人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在人大设点学习普通高等教育社会科学,如历史、文学、经济、哲学,提高宗教界人士的综合水平。”

  如今,已举办11届授课班,先后600多名宗教界人士在人大学习。谈及这件事,朱维群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些话得罪人,也得说”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朱维群已从人大毕业数十载,但人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

  1991年,还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朱维群第一次进藏,冬天里,一留就是40多天。“第一次到拉萨,机场只有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拉萨城里基本都是平房,一到晚上满城都是野狗叫。早上起来打水,水龙头都是冻住的,屋里也没取暖。”在之后数十年的民族宗教工作中,朱维群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涉藏工作上,特别是和达赖集团的斗争。至于先后进藏多少次,已经很难统计了,他一点点看着藏区发生变化,拉萨有了大都市的气派。

  当时藏区没有铁路,朱维群下基层常常连坐几天汽车,到了地儿就开始工作,“别把高原反应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适当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那会儿人的状态最好,活力焕发,像颗子弹一样。”

  2013年进入全国政协,他身上的劲儿也没有松下来。每天上班,他总提个包,先到办公室安排完工作,再回办公室。

  2016年9月,朱维群开办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介绍语写着“江山万里,不失寸土。青史千年,无愧后人。”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精选后发在了公号上,延续了他一贯敢说话的风格。

  即将卸任统战部副部长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改改我们的文风》,强调官员文风应务实,忌虚华与官话套话。“那会儿我知道自己快要卸任了,就觉着得抓紧说了,有些话得罪人,也得说。”

  近几年中,朱维群就民族宗教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答记者问,其中有些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人坚决支持,有人强烈反对。“一些文章,发之前,就知道会轩然大波,那我也得说出来。别人说或者学者说,那和官员自己说,还是不一样的。”

  如今,朱维群已至古稀之年。但他“从没有觉得是年纪大的人,有时候一想都到70岁了,感觉很奇怪。”他最担心退休后,松了劲儿,人没了状态。“很重要一个问题是要继续关注新的动态、观点、争论。一个人最怕信息源枯竭,信息枯竭了人肯定枯竭。”

  他想着,以后有更多的时间了,要好好打理自己的写作,“文章千古事,吃老百姓的俸禄,就该给老百姓办事儿。”

  

  人大从延安走来,始终忠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多年以来,人大精神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朱维群

  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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