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荃 最开心的是帮助别人

　　2017年8月，59岁的郝荃走进一座大厦的咖啡厅。红色棉麻T恤，红框眼镜，一头栗色的齐耳短发。没有妆容，也没有配饰。

　　这座大厦是金融街众多现代化建筑中的一个。高高的玻璃幕墙，每一座都是明晃晃的地标。

　　时间向前推两年，2015年3月，北京柏悦酒店里一场盛大的告别晚宴上，郝荃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讲完她的退休感言。灯光暗下来，全体合伙人起立鼓掌，她的职业生涯在那一刻完美谢幕。

　　1985年，她成为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员工”。16年后，她成为毕马威中国合伙人。

　　命运对她的某种偏爱，不仅仅体现在事业上。脱掉职业外衣的她，是朋友眼中的“荃儿”。她和丈夫汪建熙一生相知相伴，是外界公认的财金侠侣。

　　在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照片里，郝荃在第二排右边第3个，汪建熙在第四排左边第4个。这是人民大学78级本科财政系会计班的毕业照，全班一共42个学生。他们从录取率只有6%的1200万考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彼此之间惺惺相惜。

　　入学那年，郝荃20岁，汪建熙27岁。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1978年秋天，在北京顺义郊区赵各庄公社插队的郝荃，迎来了她人生的转折——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

　　进了大学，她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和那些走南闯北的同学相比，郝荃觉得自己就是一碗白开水，“我简直太菜了”。

　　班里年纪最小的张河记得，1978年10月23日，新生入学的第三天，在校医院体检排队时，很多人见了面，愣愣地看着彼此，突然哭着就抱在一起。过去的十年里，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散落天涯，有当兵的、有插队的、有进工厂的，有去兵团的……在那个场景下重逢，每个人都感慨万千。

　　张河翻开一本两厘米厚的册子，这是他们大学期间记录的“班史”——到图书馆阅读、排球比赛、观棋对弈、下工厂实习，四年来的点滴，都一笔一画记录在这本册子里。

　　郝荃喜欢这个班，不仅因为能学到知识，更多的是能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她和同学聊星星画展，聊伤痕文学，聊高校教育，聊经济改革。下了课留在教室里，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看刘心武的《班主任》。到了晚上，桌子椅子搬开就开始跳交谊舞。

　　那时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慢慢下来，本来20多个同学经常在一起复习、讲题和讨论，不知不觉间就变得只剩两个人，郝荃和汪建熙。

　　郝荃在大学里，找到了她一生的伴侣汪建熙。

　　郝荃大学时最好的同学骆小元说，汪建熙在男生里很出色，认识社会和人生更深刻，郝荃对汪建熙很崇拜，很敬仰。两人一起读书，一起集邮。老汪表演前，郝荃会把他的小号擦得锃亮。图书馆门前的一大片自行车里，郝荃一眼就能认出老汪的自行车——那辆破的不能再破的黑色二八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骆小元说，“我可不会在茫茫车海里去找谁的车，那时候我就知道，她心里有老汪。”

　　毕马威合伙人

　　1993年，郝荃在美国洛杉矶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1997年调任毕马威伦敦办公室。2001年加入毕马威中国，成为合伙人，并先后进入毕马威中国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

　　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相信我可能是在毕马威最多办公室工作过的人之一，从纽约、洛杉矶，到伦敦，最后回到北京；我在美国时，还在费城、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做短期项目。”

　　郝荃第一次离开中国时是1985年。那时，西方会计学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在人大留校任教的她被选派去毕马威参加一个实习项目。

　　挑中她去美国实习的美籍华人何潮晖后来成为毕马威中国的主席。她曾经跟何潮晖说，我只能做follower（下属），做不了leader（领导）。

　　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何潮晖职场上教她的一切。会议室里谁该坐到哪个座位，谈判桌上怎样开启一个话题，经验越攒越多。慢慢地，遇到难对付的客户，老板就会让她去，“Sherry，你笑着就把人给骂了。”

　　她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她的先生汪建熙。

　　骆小元说，“汪建熙对于郝荃来说，是一生的老师，他有这种力量。”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改革的三四十年里，汪建熙是引领者，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和副秘书长、主席助理等职。郝荃则长年在一线实践，两人一路走过来，在专业上互相帮助。

　　郝荃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忙工作，还是在圈子里结交杰出的异性朋友，老汪只有鼓励，没有任何抱怨、阻拦或不信任。

　　“我快60岁了，到今天我可以说我很自信，但这个自信一路走来，很大程度是他给我的。我觉得很幸运，这一辈子，我的心是自由的。这种支持需要很大的胸怀。”郝荃说。

　　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2004年，郝荃和她的一些女性朋友聚在一起商量，办一所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难题。她们在大兴找到一个废弃的厂房，经过改建成为校舍。这就是蒲公英中学，北京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初中。律师朋友负责法律事务，郝荃顺理成章地负责财务。

　　“这些孩子的父母差不多都是70后、80后，好多都是文盲，如果下一代再不读书，他们以后怎么办？贫穷会遗传下来。”

　　很多孩子刚入校时，考试就十几分，两门都及格的不超过10个，一门及格的也不到20个。郝荃说，高考曾改变过她的命运，她们努力为这些孩子拓展继续求学的道路，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的命运。有一个孩子，家长就在大兴学校旁边种菜，觉得女孩读到小学毕业就可以了，不让报名。在学校的劝说下入学，现在已经毕业，到美国奥克拉哈马大学读数学系。

　　“我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人生的心路是平顺的，我很幸运。在所有重大的转折点，都有人帮助和支持我。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发现，我已经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

　　大学同班同学吴小庆、俞智强都被她拉进了蒲公英中学项目。吴小庆最开始只是过来帮忙，现在成了学校理事长。俞智强连夜开车给学校拉来了上万册的图书，把儿子也带过来做志愿者。

　　“我们给学校起名蒲公英，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像蒲公英一样，有强盛的生命力，无论飘散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开花。”

　　我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人生的心路是平顺的，我很幸运。在所有重大的转折点，都有人帮助和支持我。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发现，我已经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郝荃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