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德 我们这代人最不怕困难

　　1978年，15岁的周明德考入安徽财贸学院。梦想能成为陈景润一样的人，天天抱着一本《高等数学》“啃”来“啃”去。

　　毕业后，几位数学系教授点拨他：国家要搞经济建设了，应该选择人才紧缺的财经专业。他便立志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研究生。

　　22岁，如愿以偿。在人大，他先后作为学生和教师，参与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又响应号召，投身经济建设。

　　“我们这代人很多选择都是时代造就的。像我一样的人，底子很薄，条件很差，要想有点成就，只能靠拼。”8月23日，在中关村翠湖科技园·云中心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创业后的20多年，周明德说“这也成就了我们的特点——务实、精进，要说一个事情有多难，我不怕，最不怕的就是困难。”

　　“立志成为学者”

　　周明德今年54岁，一米八的个子，戴金框眼镜，清瘦。

　　许多早年熟悉周明德的人，仍习惯称他为“周老师”。事实上，他离开人大时，是讲师的身份，“这么称呼，对那个年代的人是一种荣誉。”

　　在30岁时，他辞去人大的教师公职，下海创业。在中关村攒过电脑、当过二房东，现在是保福集团和凤凰城集团的董事长。

　　周明德出身农村，兄弟姐妹8个。家庭条件所限，父母只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1978年，周明德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那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他15岁，一下子走向知识的海洋，“有种疯了的感觉”。

　　图书馆小，书也少，他每天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拼命读书，“书读光了，油印资料也翻完了”。

　　最吸引周明德的是1978年风靡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

　　1981年，他被分配到宣城行署供销社当会计。基层工作和当时的理想相去甚远。他一边工作，一边抱着一本《高等数学》“啃”来“啃”去。

　　偶遇的几位数学系教授点拨他：国家要搞经济建设了，应该选择人才紧缺的财经专业。他便给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去了信，立志要考财政系研究生。

　　教授很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好好复习。“现在看教授写的是很普通的几十个字，但对那时的基层公务员来说，就像得到了上天的启示。”

　　1985年，22岁的周明德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立志要成为一名学者”。

　　筒子楼里的学者

　　在人大，除了埋头读书，周明德印象最深的是围棋。

　　1985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带领中国队，连赢11位日本高手，拿下三届冠军。周明德也成了“聂旋风”的粉丝和超级棋迷。

　　改革开放后，人大的财政系承担了当时财政部的众多前沿课题。周明德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翻译英文版《香港公司法》。

　　在考人大之前，他几乎没有英文功底。字典翻烂了，很多名词也翻不出来。

　　“优先股、增资扩股、债转股……1985年，全中国哪有这些词啊？！”啃了四个月，翻译完他大病一场。书拿给出版社一看，“牛头不对马嘴”。

　　后来，经过仔细研究校对，上市公司、股份制的相关内容才首次被引进国内。此后，他又参与研究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就是现在的GDP核算体系。

　　“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虽然困难，但能为实际工作打开新局面。”毕业后，周明德留校任教，希望能为经济建设著书立说。

　　那时人大的东风楼，是一排黑洞洞的筒子楼。十几户一字排开，共用水房、厨房和卫生间。

　　周明德一家人挤在12平米的宿舍里。楼板很薄，踩上去吱呀吱呀。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爬格子”，为数不多的娱乐，是工作之余，和其他教师下围棋。

　　他不仅是系里的骨干教师，也是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委员会和国家会计准则委员会里的重要工作人员，教学的同时承担着相关科研任务。到了书稿快成的时候，出版社的人就到楼下等着，“周老师，你写好了吗？我们可等着你的书吃饭呢！”

　　他就在楼上赶紧写：“感觉不光为了自己，特别有责任感。”

　　1990年后，由于长期透支精力，身体开始“报警”，好几次突然“啪”晕倒，过半小时才醒来。除了身体，生活也捉襟见肘，孩子在狭小的宿舍里经常碰伤。

　　1992年，当传来小平南巡的新闻，筒子楼里的学者也决定响应号召，下海创业，“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改善生活，有个大房子住”。

　　非典型商人

　　“我们这代人很多选择都是时代造就的。像我一样的人，底子薄，条件差，要想有点成就，只能靠拼。”回忆起创业后的20多年，周明德说。

　　1993年，他找到人大西门的咨询公司，领了个营业执照，当起个体户。

　　那时的中关村还是电子一条街。他和几个朋友租了一间房子帮人组装电脑。干了半年，一台电脑挣一两百块，还不够付房租，只能放弃。预付的房租房东不退，他们就油印个单子，在马路上转租。房子不仅很快租出去了，还多赚了一点。

　　转租的经历启发了他。他们包下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十间空房，重新装修，再转租给那些组装电脑的人，“一年赚了十几万”。

　　从此，他做起了为中关村科技公司谋划场所的生意。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调整，金融机构和企业脱钩后，很多企业贷不到款，面临大面积突然死亡。他盘下了牡丹电视机集团分厂、远东集团检测仪厂等多个项目。依旧是“改造成写字楼，做科技园”的模式，和厂方、职工共享租金收益。

　　最多时，周明德承包过5个工厂，负担着3600多人的生计。很多家庭祖孙三代都是工厂的工人，指望着租金过活。“大家确实共同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这样的起家经历，为周明德的公司打上了注重情义的底色。

　　他特别关注底层员工。让凤凰城集团的总裁助理马菁感触很深的一个细节是，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提到给保安涨薪：“保安是最底层的员工，却做着非常重要而且有风险的工作，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保安就不能和其他岗位一样拿到8000块？”

　　公司的一位会计开玩笑，说他“太仁慈了”，是非典型商人。“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但家乡发生自然灾害，他还是会提供帮助。”

　　有人称赞周明德是成功商人，他看得清楚：“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公平对待每个利益合作方，约束好自己和身边的人，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我们这代人很多选择都是时代造就的。像我一样的人，底子很薄，条件很差，要想有点成就，只能靠拼。——周明德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