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 在一切面前诚实如故

　　1940年6月，敦刻尔克撤退结束后大约20天，35岁的空军中尉雷蒙·阿隆，同其他几十个逃散的法国兵一道，匆匆登上一艘运送波兰军队的“埃特里克号”，从西南部圣-让-德吕兹港出发，前往英国。

　　如果不是战争突降，此时的阿隆应该站在大学的讲台上——1939年他刚获得图卢兹大学的哲学讲师职位——然而“历史再度启动”，将所有人困在其中。30年代初，在科隆和柏林亲见纳粹主义在德国一步步崛起的阿隆，那时就已经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

　　负笈德国，流亡英国。当阿隆在柏林街头听到希特勒用“可怕的德语”演讲，在伦敦深夜为戴高乐将军亲自授意创刊的《自由法兰西》写作时，这位身在他乡的“局外人”，也悄然决意改变自己人生和思想的航向。是对纳粹威胁毫无察觉的法国，在溃败面前选择沉默的法国，让阿隆不再天真，停止幻想。

　　他决意去了解历史，思考战争，直面现实，“哪怕是令人厌恶的现实”。阿隆从来不是一个缺乏感情的冷面人，只是在进入公共领域，看到催生谎言、裹挟情绪的非理性力量强大到会掩盖现实、遮蔽真相之后，他有意把感性的焦灼和悲观的负重藏在身后。

　　《回忆录》里的阿隆追溯了一生，近千页细细密密的述说，让我们发现，这位一贯以冷静和清醒面目示人的老者，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终于肯展现他“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把那些未曾表达的心绪和情感统统都写进这最后的回忆里。即便低落，甚至悲观，却是阿隆愿意为后人留下的最诚实的自己。

　　谦逊地自省

　　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

　　“我9岁的时候，战争爆发，13岁时战争结束。过后，我对自己讲，今后，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容忍这种战争。”

　　一战爆发时，阿隆的父亲同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出于自然的激情，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出全部力量。43岁的父亲毅然应征入伍，在兵营里度过一个冬季过后才复员回家。年少的阿隆对那段激荡的岁月似乎并不敏感在意，“我不无羞愧地回忆起彼时的自己，那时，我对他人的苦难遭遇和战场上的血腥情景漠不关心。我当时真的是不闻不问吗？回答是肯定的。”

　　那时的他还沉浸在哲学和思想世界的天地里，在巴黎上过两年孔多塞中学的预备班后，阿隆于1924年顺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和让-保罗·萨特、保罗·尼赞缔结了最初的友谊，“我来到乌尔姆大街之后，第一个反应说来几乎令人发笑：我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因为我想都未曾想过，在这弹丸之地，竟然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的人物。”

　　然而四年过后，即便1928年7月阿隆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他仍然对当时的自己与社会和现实的距离感到不满意，“曾有一段时间，我对社会情况和国家经济情况毫无透彻的了解，仅从自己的某些感情出发盲目地观察和判断外界事物。”他在《介入的旁观者》的访谈中也有表达，“我在高师4年当中所受的教育，是把我培养成一个中学哲学老师，仅此而已……通过阅读哲学大师的巨著培养学生，并非毫无意义，但我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和现代科学知道的确实太少了。”

　　这种自我怀疑和不满,一直持续到他服完一年半兵役后负笈德国才稍有缓解。1930年春天，阿隆经推荐在科隆大学谋得一个法语助教的讲席。他在科隆待了一年半，头一次读到《资本论》；之后前往柏林,把自己沉浸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大部头里。他尤其亲近马克思·韦伯对“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的寻求，“阅读马克思·韦伯的书，我仿佛听见人声嘈杂，听见我们的文明嘎吱嘎吱的崩裂声、犹太先知的声音、可笑地回荡着的希特勒的鬼哭狼嚎。……1932年和1933年，我首次察觉出良心的交锋和怀抱的希望，这都是一个社会学家兼哲学家启发我的。”

　　1933年，身处德国风暴中心的阿隆彻底打破对和平的幻觉,“1月31日之后，尤其是纳粹火烧国会大厦后，我就有一种气数将尽之感，觉得历史在动，而且短期内势不可挡。”“德国危机在那里更是触目惊心，可以看到许多失业者，我们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

　　“我到底有多大能耐去客观认识大写的历史——国家、政党、理念——和‘我的’时代？”第一次走出法国的阿隆，是在柏林的图书馆和街头完善着自己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教育。“我逐渐揣摩到自己有两项任务：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自我要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个旁观者。”阿隆意识到自我视野的有限，并以此勤勉，勿忘知识的限度，才能老老实实地理解这个时代。

　　诚实地理解

　　如其所是呈现世界本来的样子

　　“我的思想一直处于战后状态，直至我第一次旅德。从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首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至1933年1月30日这一时期，我的思想渐渐由对过去的不平转变为对未来的预感，从战后状态中脱出，进入战前状态。”

　　近三年的旅德经历让阿隆发现“政治的可悲和自由的脆弱”，回到法国后更是讶异周围大多数人对希特勒的威胁浑然不觉。很多法国人一厢情愿地停留在和平至上的战后状态，对战争的可能有种发自本心的排斥和拒绝。

　　可此时的阿隆已有预感，“战前状态”已将来临。“在强权和恐惧之上建立起来的和平，只能是一种脆弱的和平。”在阿隆看来，动荡窥伺的时代仍然执著于空洞的和平理念而不关切更加迫近的现实，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政治就是政治，绝不受道义的压制”，他自己也意识到，“我的思想正在进步，感性的反对逐渐被政治反思取代”。

　　法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日趋衰败，与日益旺盛的希特勒帝国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也不禁让人失望和迷惘。阿隆在这个时期则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德国社会和历史哲学的研读和写作中，从1933年10月到1937年4月，相继写出《当代德国社会学》《历史批判哲学》《历史哲学导论》。最后一本著作《历史哲学导论》是阿隆的博士论文，他于1938年3月完成答辩，“大约在德军攻入维也纳3天以后”。

　　无法避免的战争，如同低空的乌云，一直压制着惶然恐惧却又不肯屈服的人们的心。直到1939年的肃杀秋天，暴风将至前的宁静终于被击碎。战争爆发，愤慨和责任促使着阿隆9月初便到兰斯的动员中心报到，之后被派往沙勒维尔附近的气象部队，“一连几个星期在打仗和破坏，精神上无法忍受。有一种完全没用或无可奈何的感觉。”

　　撤退的命令是在第二年5月下达的，途中的乱象经常让阿隆眼前浮现出“左拉描写过的1870年大溃退的情景”。当敌机和轰炸随时侵袭，留下还是离开，是每个人都需要马上拿定主意的。阿隆选择支持那些坚持战争的人，所以动身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离开法国感受另一种文明的冲击。英国在此时表现出的沉静让阿隆吃惊，“死亡的威胁在向它压来，而太阳——1940年春天的太阳——却依然照耀着这一片充满安宁、奢华和快活的田园。”

　　阿隆在这种平和的氛围中决定加入自由法国力量的坦克部队，但被认为年纪太大了，钻不了坦克，而被安排到军旅当会计。是戴高乐将军参谋部里的一位长官——安德烈·拉巴特，改变了阿隆的伦敦生活以及今后的人生轨迹。曾读过《历史哲学导论》的他，诚心诚意邀请阿隆一同创办杂志《自由法兰西》。

　　奔着当坦克兵继续战斗的愿望来到英国的阿隆，实在犹豫此时此刻到底该不该拿起自己的笔。他从来就想成为真正的战士，而不是躲在伦敦的一间编辑部里。然而三天之后，他终于还是做出决定：希望能尽绵薄之力，让法兰西之外，还有《自由法兰西》。

　　作为最初由戴高乐将军授意创办的月刊，《自由法兰西》似乎应该对维希政权和抵抗运动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在阿隆的介入和主持下，杂志越来越呈现出“分析胜于宣传”的风向。下设的“法国专栏”里，每月都有阿隆为时局变化所写的文章，分析法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克制和审慎，也一度被人指责为对维希政府的过度包容，但阿隆却坚持，“为了不被泄愤的激情牵着鼻子走”，自己有意保持这种距离。

　　“要想当英雄，太容易了。”阿隆非常清醒，顺应情绪的狂潮，制造出“一边是英雄，另一边都是坏蛋”的幻象在当时的伦敦并非难事。更加有难度，并且真正有价值的，则是去搜寻那些扎实、乏味、细碎的证据和真相。尤其在大喜大悲跌宕变动的时刻，如其所是的诚实才是最可贵的品格。

　　负责地论辩

　　从未向巴黎盛行的任何思潮做过妥协

　　“我平生所学，本该任教于大学。然而，我却决计改行，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我这个人变了。在伦敦的年月，我从事新闻工作，常与大人物接触，这逐渐改变了我的性格。”

　　1944年秋，阿隆返回法国，结束流亡生活。他本可以接续战前图卢兹大学或波尔多大学的教席，但他都放弃了。“到了1944-1945年的我，很难想象再会写什么社会科学导言了……激发我的哲学好奇心的，不再是接触现实的方式方法，而是现实本身。在战后年代，要我摆脱时事动态，非得下一些自我强制的工夫不可。”

　　《自由法兰西》在伦敦收获的认可，极大地激发了阿隆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也一并燃起了他投身政治的雄心。1945年12月，他甚至一度担任起戴高乐政府新闻部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不过，这个部门只维系了两个月，阿隆就结束了自己一生中唯一一段从政经历。

　　1946年3月，有志投身新闻事业的阿隆加入当时巴黎极负盛名的《战斗报》，14个月里写了140篇文章，成了名副其实的社论主笔。话题从经济时事到德国危机、宪法问题，都有涉及。与阿尔贝·加缪的共事也在那里，虽然前期的《战斗报》只办到1947年春天就被喊停。

　　《费加罗报》成了他下一个在新闻界施展抱负的阵地，也一并见证了从此时起阿隆在知识界被边缘化和孤立。随着冷战的分裂渗入欧洲思想界，法国知识分子在一项项重大事件和观点中陷入激烈的论辩，左右之争此起彼伏、势不两立。

　　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被视作这八年论战的结晶。阿隆在其中破除了诸多神话，指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宁愿用文学方式表象理想社会”，却“拒绝研究一种现实经济的运行，一种自由经济的运行，一种议会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运行”。在大多数人用抒情的幻想回避严酷的现实时，阿隆孤独却坚定地站到西方国家联盟一边。

　　同年，阿隆重返校园，入选巴黎大学社会学教席。十年的职业记者生涯虽告一段落，但他仍然不忘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毫不妥协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57年拥护阿尔及利亚独立，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与以色列站在一起，1968年反对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便随之带来的是更多责难，大学生们写信申辩说“他没有理解我们”，萨特也在1968年6月19日《新观察家》周刊上发表的《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里恶语相讥，“我敢保证，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我认为，就是由于这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

　　那时仍受万众瞩目的萨特为阿隆写下如此激烈的判辞，好似一个有力的佐证：阿隆与他的分别恰恰在于，即使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阿隆仍有勇气忠于自己。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我自以为对自己是忠实的”，“忠于我自己，忠于我的理念，忠于我的价值观和我的哲学”。阿隆自始至终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为自己的判断负责，为他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社会负责。

　　反思的平衡

　　近乎苛刻的自我怀疑造就遗世独立

　　“自1977年以来，我能够安详地而不是痛苦地度过我的‘死缓阶段’，这全都要归功于我的妻子、子女、孙子孙女和朋友们。多亏有了他们，我接受了死亡的降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1977年，在准备离开《费加罗报》的前一天，阿隆突发心梗，瞬间丧失说话和写字能力。虽然一天过后便部分恢复，但阿隆说，“从那时起，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这种迫近让暮年的阿隆有了回忆遥远过去的欲望，“我渴望不受拘束地回忆自己的往事，这并非出于自觉的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意愿。”《回忆录》中不乏阿隆对他一生所经历的20世纪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溯和辨析，然而更动人的却是那些好像近旁老人的絮絮碎念和低语，它们完整了阿隆这个“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

　　作为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公共思想家之一，我们熟悉阿隆独立、诚实、清醒的形象，却知道那终究是其片面的侧影。他的情感和爱意，他的悲观和忧郁，他的自尊和雄心，都被藏在那些理性、客观、坚定的帷幕背后：那是一个担当的少年，身为家中老幺，却时时想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失意的父亲重新振作；还是一个悲痛的父亲，面对6岁的女儿患白血病离世，无力扭转抵抗，深谙生命无常；亲历国难当头，他也曾焦灼、叹息、忧虑、失望；临近垂暮死亡，他同样紧张、恐惧、平和、安详。

　　“不管有多少同学对我怎样赞许，我却害怕参加考试和竞赛，即使取得某些成功，仍然无法树立真正的自信心，即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对我来说，选择新闻职业同选择政治职业并无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认输的道路，是没出息的人匿身避难的场所。”《回忆录》里的阿隆，并没有外人想象的自信和笃定，时常对自己不满和挑剔。然而，或许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怀疑造就了阿隆的遗世独立，使他在本能的自我怀疑中不断反思，适时调整，才能一如往昔诚实地面对自己。

　　斯坦利·霍夫曼在为阿隆写下的小传中也提及，阿隆一生的很多决定，都能找到这种怀疑、反思、修正的痕迹。“他加入法国人民联盟，部分因为在伦敦期间疏远了戴高乐；经历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谨小慎微以后，站在阿尔及利亚的一边；在对以色列经年的相对冷漠以后，1967年6月初又激情勃发地捍卫以色列；70年代中期在《费加罗报》和1981年在《快报》工作期间，对复杂的危机谨言慎行，源于他相信自己60年代后期在《费加罗报》工作期间，曾在起先发生的危机面前犯下了错误。”

　　“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对希特勒没有幻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厚待。”阿隆不是没有犯过错，只是阿隆与生俱来的自我怀疑，让他不会自负地执著与沉溺在过去的错误里。回首往昔，现在的我们终于可以相信，阿隆已说出了基本事实。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