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时代浪尖 历史与社会的思辨

　　其著作已被大量翻译为中文的雷蒙·阿隆，在汉语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史学圈都有着不小的标杆作用。单是细察各部作品的中译出版时序，就间接透露出中国学界的目光演变，更不必提阿隆掀起的问题意识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发出的深入讨论。我们今天呈现阿隆的思想理路，便是要再一次审视他留下来的思想精髓。然而，在回顾他点点滴滴的学理之前，必须要提醒：阿隆，和20世纪大多数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太一样。倘若知识分子仅是在高墙和鸡蛋之间选择发声，仅是在民间抗议浪潮中走在队伍前列，那么阿隆与戴高乐、德斯坦、基辛格、特鲁多（Pierre Trudeau）等政坛翘楚长期的私人交往，与尼赫鲁、朴正熙的短暂对谈，甚至与尚为法兰西殖民帝国各地高官的礼节性面缘，便让他区别于我们习惯上所感知的象牙塔书生形象。要知道，一般书斋中的学人，可以激进，可以守旧，但往往走不出白纸黑字的死海。雷蒙·阿隆却总是紧贴时代的脉搏。

　　求索起点　 历史哲学

　　年轻时踏入科隆校园的他，已经和大部分对同时代德国漠不关心的法国学人拉开距离。留德三年，正是阿隆潜心跟进纳粹上台前德国现当代思想的绝佳契机。比起当时在哲学、社会理论方面颇为单调枯燥的法兰西，德意志独特的历史哲学意识一下子吸引住了这位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具体来说，从百年以前在史学、国民经济学突起的历史学派，到稍后尼采对历史相对论的虚无化推进，再到纯粹哲学上新康德主义领军人物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试图以价值参照规范史学研究的努力，都已经渗透在阿隆1938年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里。带着温情和敬意，史家该如何把握只真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理解人类行为，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抽象出普遍规律、又应在何种程度上感受在场者的酸甜苦辣？倘若事件与事件之间不存在任何彰显于观察者的因果意义，那么人类的过往是否只需平铺直叙、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相反，倘若事件与事件之间早已冥冥中有了总体安排，那么又何必费心再去找寻某一具体细节的来龙去脉？

　　阿隆很清楚：德国历史哲学的问题纵深，可以上溯至康德、黑格尔，当然亦体现在马克思中，甚至还引申到胡塞尔及与他同时代的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笔下。然而，他服膺的还是马克思·韦伯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当然，同一代德国思想家对该问题的其他看法也在阿隆同年出版的《论当代德国史学理论》（1938）中分别以独立章节对狄尔泰（Dilthey）和齐美尔（Simmel）有着详细的论述。人类个体的行为，固然独特而不可逆，但经韦伯对价值参照的再度夯实，历史便有了可理解、可评判的可能。阿隆无疑也意识到，不同立场很可能会导致迥异的材料裁剪，进而重新落入相对主义的鸡同鸭讲。然而，在年轻的阿隆看来，这恰是思想缤纷的魅力。而对历史因果的追溯，转换到对现实社会的观照，便催生了阿隆最初对社会学的哲学把握。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晚年阿隆对自己年轻时思想起步的一番话：当年他竟计划续写《论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的第二部，想要讨论特洛尔奇（Troeltsch）、曼海姆和舍勒的历史哲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是今天的西方学界还是汉语学界，后面这三位思想家依然有着持续的吸引力。

　　论战焦点　 社会理论

　　如何理解历史？或者说，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从个体出发来理解人类行为？这一在德国拾得的思想宝库随后便体现在雷蒙·阿隆和多位同时代思想家的长时间角力中。撇开政治立场层面上的分歧不论，常为人提起的萨特-阿隆之争其实恰有着历史哲学上完全不同的观念。在《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1970）甚至在严肃的法兰西学院讲课稿《论治史》（1989）中，同时也在其未被翻译成中文、专门指出萨特思维短板的《历史和暴力之辩证法》（1973）中，阿隆一直没有离开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思考。如此一种宏大的驾驭能力，自然也和他年轻时在德国悉心研读马克思著作密不可分。而那些坊间常常以为阿隆瞧不起马克思的流言蜚语，恐怕会在阿隆身后多年才出版的《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2002）讲课稿之严谨扎实面前大为收敛：阿隆解读的马克思，直到今天依然是最佳的法语马克思入门读物。他批判萨特和梅洛·庞蒂从一己之“存在境遇”出发、幼稚的革命行动观，或是他拒斥阿尔都塞从整体结构入手、条条框框全被预先设定的伪马克思史观，恰是指出战后法国对马克思的某些误读。

　　既然历史既非行动者的一厢改造意愿，亦非绝对精神凭“理性诡计”主宰的无情铁律，那么在两端居其中的阿隆便顺着韦伯的路数，关注起社会的制度、经济的结构甚至文化的演变。平心而论，和那位有心学俄语、研究兴趣延展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儒家的韦伯相比，阿隆在文化层面的触角确实迟钝不少。不过，工业化的伴生物“有闲阶级论”及其一系列文化心理命题，却并没有脱离阿隆的视线。而就现代化工业社会的两大形态而言，阿隆对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的细致研究之早，远非那些仅仅在莫斯科短暂逗留的同侪可以比拟：在他年届中年踏入索邦大学教坛之初，其讲课稿《工业社会十八讲》（1962）和《阶级斗争》（1964）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且对美-欧-苏社会展开微观比照的社会理论家。也正是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阿隆的理论思考便系统地梳理西方社会思潮的几大节点。如今在西方和中国均颇受重视的托克维尔，便是经由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1969）才在备受冷落后回到法国的政治思想名人行列。

　　因对英美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兴趣才去学的英语，让阿隆的哲学思考再添一个新维度。比方说，通过对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梳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哈耶克自由放任观念的弊端，并以朴素的语言提出了国家在顾及低收入者中的再分配角色。又例如，在《论自由》（1965）这本小册子中，阿隆固然没有忽略好友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但他也没有忘记对公平和正义这一根植于法兰西国家传统议题的强调。这一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可谓是阿隆身上不时闪烁的法式共和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因素。再如前述提到的《论治史》，阿隆也特意跟进了英美当代历史哲学的论战。凡此种种，均折射出一位横跨哲学与社会理论、打通欧陆和英美的法国学者形象。

　　现实基点　 政论时评

　　不过，单从教科书上的英美自由主义或欧陆社会主义定义来定位一生积极入世的阿隆，注定过于粗疏。必须指出，阿隆接的地气，其实是从媒体开始的。其时评名声之鹊起，在时间上也早于其纯学院派的履职。无论是他二战在伦敦避难时的发文，抑或是关乎法国核心利益的奠边府战役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是法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都可以在其《论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1958）、《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1968），乃至后来才陆续整理出版的《费加罗报专栏时评集》（1990-1997）中读到。这些应景素材，促使历经一战、二战、冷战时期的阿隆深思战争与和平的联系。他谈起马基雅维利和修昔底德，所着眼的不正是佛罗伦萨和希腊的权术和机锋？他那本《核威慑策略引论》（1963），不正是冷战军备竞赛时期对技术畸形发展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思考？战争，确实无非是政治的延续。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自得的著作偏偏是那两卷尚未被译成中文的《论克劳塞维茨》（1976）。

　　从入世的观察家角度来讲，我们还不应遗漏阿隆对当代法国政坛的一系列时评。单从其孜孜不倦的政论文入手，我们已经有了一把打开当代法国以戴高乐偏右之开局、再到八十年代由右入左的转变轨迹。无疑，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在1968年巴黎青年运动中的表态。以今天的目光观之，阿隆可谓是当时少有的清醒头脑，没有把西方年轻人在富庶时期的狂欢放纵误认为一阙青春之歌。但很少为论者提到的，倒是阿隆自己当时亦在原则上乐见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这一点，不也正是他在学院内外不知疲倦地以笔发声的最后指向？在合理冲突中葆有政治共同体前进的活力，不正是他为法兰西的内政外交殚精竭虑的全部心机？

　　应该承认，雷蒙·阿隆面对的那个纷纭时代，已经远去。然而，他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方面打通德法英的足迹，大大丰富了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眼力；他躬行的自由主义，也是法国特定阶段难得的一脉生气；以他名字命名的那个社科研究中心，至今依然是法国重要的学术增长极；当年聆听过其教诲的诸位学生，不少正是现时法国政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守卫着启蒙和人文价值，本身就是对阿隆思想精髓的最大纪念。

　　□邓皓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