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绿色小镇”样本

　　今天是田家人进城的第292天。

　　2016年12月22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洒雨镇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举家搬进了县城的新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下了全部家当，田家的儿子田迪回忆，“几样锅碗瓢盆，两张小桌子，还有就是铺盖卷了”。

　　搬家时虽已入冬，田家人却都觉得心里“火热火热的”。新生活早已做好准备迎接他们，脚下这条4.5米宽的平整公路，两年前还是条蜿蜒狭窄的“泥巴路”，进趟县城得走上近4个小时，而今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还包括县城里的新房子、四个蘑菇种植大棚，“都不用花钱”。

　　2016年，贵州易地扶贫搬迁首战告捷，对45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建成562个安置点，劳动力培训9万余人次，户均实现就业1.54人。

　　田家人正是这45万人中的一分子。安龙县2016年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八千余户、三万多名搬迁群众；而在“十三五”期间，贵州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162.5万人。一位当地干部称，这是贵州省“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

　　“挪穷窝，奔富路”，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计划规划处处长徐元刚说，贵州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和重中之重，“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2016年秋天，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时，田家第一批报了名。

　　田家的儿子田迪今年25岁，家里的房子岁数比他还大。山里打下来的石头砌墙，土窑烧出来的瓦片搭顶，山间飘来一朵云，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没有玻璃，窗上钉着稀疏的木片，一枚灯泡孤零零地对抗满屋子的黑暗。这些年好歹换上了木头门，田迪小的时候，门都是竹条编的。

　　搬迁之前，家里挣钱的营生只有种地。五六亩薄田瘦地种上水稻和玉米，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能挣下两千来块钱。要是赶上干旱、冰雹，粮食可能还不够自家吃。

　　田迪的父亲田应荣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自认为是个思维开阔有远见的人，说话喜用成语，“大山里山高水远、山穷水尽”，“我们长年累月搞原始生产，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去年秋天，当乡镇干部告诉他，可以不花钱就在县城分到新房时，田应荣心里活泛了。等他坐着乡镇的大巴车到新房参观一圈回来，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

　　拿定主意的还有同村另一家贫困户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岁了，耳朵有点背。他幼时家贫，来到洒雨镇当了个不掏彩礼钱的上门女婿，先后两任妻子共给他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右脚有点残疾。穆天明农闲时打打零工，还有些帮厨的手艺，但一年到头还是要欠下许多债。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乎没有家具，穆天明佝偻着往屋中间的小凳上一坐，几乎要在阴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后，道路的尽头，再无可走之路。穆天明决定响应搬迁，是被儿子的一句话刺激了。去年，正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后绝不在这里住了，自行车都骑不进来。”

　　搬迁后的实惠

　　临近搬迁，田应荣却生出几分不舍。老屋虽简陋，却是他一石一瓦盖起来的。田应荣记得，盖房时还没有通车，石头要靠马拉轱辘车，从山上一车一车运下来。他去县上买钢筋，扛到家来回走了7个多小时，肩膀都磨烂了。

　　故土难离，是安龙县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们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说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听说要开搬迁动员会就找借口开溜。”安龙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刘兴安告诉记者，上了岁数的人尤其不愿意搬迁，“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为了做动员工作，干部们到符合搬迁条件的农户家中反复做工作，一位干部进山时赶上下雨，车轮打滑，差点翻车。干部看着山路一侧陡峭的悬崖，开玩笑说，这要是掉下去，不是车祸，是空难。

　　周林刚以前是洒雨镇扶贫工作站站长，他总结的经验是，“你拿他劝不动，就拿他孩子劝”，“你愿意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想孩子一辈子跟你一样？”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干部们心里明白，除了故土难离，老百姓们更为忧虑的是，搬进城以后，做啥营生？现在好歹还有几亩薄田地可以糊口，进了城，买根葱都要钱，钱从哪里找？

　　刘兴安总是随身揣着一本小册子，《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册》，薄薄20页，“全是干货”。从搬迁补助、就业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进城后的就医、保险，应有尽有。

　　安龙县的许多干部们拿着这本小册子，向自己对应的贫困户详细宣讲，希望能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地。担心买不起新房子的，告诉他们，房款由国家买单；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诺一户至少保证一人就业；担心没人养老的，告知会参加社会保险，还有其他多项保障政策；想创业做生意的，有无息贷款和启动资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个乡镇的大巴车载着贫困户来县城考察，先去安置点，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去产业园区，看看已经搬出来的贫困户如何赚钱，再坐公交车参观县城，看看学校、医院、超市，最后坐下来开会讲政策，一趟下来，很多本不愿搬迁的贫困户改了主意。

　　当然，还有想要搬迁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刘兴安介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迁。省里制定了详细的搬迁对象识别办法，对搬迁对象所处的区域条件、家庭个体条件都有严格规定，进行筛选后，还要经过组内评议、公示等11个环节和程序，才能正式登记为搬迁农户。

　　没想到搬进绿色小镇

　　搬家之前，田应荣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在县城新区，未来几年就将会是主城区，安置区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绿色小镇。配套的草地、路灯等一应俱全，挨着就有学校、幼儿园、超市、医院、产业园区等，曾经的忧虑打消了，田应荣马上抽签选了房子。按照规则，一楼分给腿脚不利索的，其他楼层抽签决定，穆天明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住进了一楼。田应荣抽到了六楼，虽是顶楼，他也挺高兴，“六好，六六大顺”。

　　黔西南州明确：所有搬迁全部搬到县城，或跨区域搬到产业更集中的兴义市或义龙新区，方便搬迁群众有工打、有业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稳得住。2016年建设的33个安置点，全部建成城镇区，按照“绿色小镇”的标准进行，主导产业、特色街区、主题广场、文化展馆、商旅市场、众创平台等“十个一”同步配置，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风光风情风物、绿色特色景区、生产生活生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

　　安龙县的安置区就是这样的绿色小镇，这让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的田应荣很满意。他没想到，搬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实惠。按照规定，贫困户进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0㎡。

　　田家没掏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的安置小区。干部给他算过一笔账，总计10多万的购房款，有中央给的钱，有省里给的钱，还有他们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钱等等，田应荣听着有点糊涂，“总之就是不用花钱”。

　　儿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给记者算下来。根据国家政策，每人有2万块钱的建房补助、1.5万的旧房拆除奖励，一家四口一共是14万，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万，算下来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住进了新房。

　　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处徐元刚说，建设安置点的费用均由省统贷统还，不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

　　乔迁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来了。两个年轻人终于可以结婚了。他们买了沙发和双人床，桌上铺了大红花桌布，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样拾掇起来。但是，阳台花盆里种的青菜还是出卖了他们，和平时出入不爱关门、喜欢围坐在街边唠嗑的邻居们一样，他们还保留着浓浓的山里人气息。

　　但他们的下一代离城里人更近了一点。九龙小区安置点不远处就是安龙县的教育园区，县城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集中在那里，根据县里的政策，搬迁农户的子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学。穆天明右脚残疾的女儿，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高中就读了。

　　“保姆式服务”

　　最多的时候，周林刚一天要接打100个电话。他是洒雨镇驻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联络员，全县各镇都有这样一名联络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各镇搬迁农户进城以后的“一切琐事”。

　　周林刚以前做过扶贫站站长，熟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只要是洒雨镇的，你把名字报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况。”

　　现在的周林刚觉得自己更像搬迁农户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电了找我，两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处理各种琐事，停水了联系水利部门，停电了联系电力部门，要找工作的协调相关企业，真吵架了还得上门劝架。

　　有个搬迁农户半夜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家电表被偷了，他赶过去一看，原来是欠费停电了。连县委书记都接到过十几通类似琐事的电话，不论大小都要耐心帮忙解决。

　　周林刚理解搬迁农户，第一次进城居住，总有个适应的过程，他耐心地教搬迁农户们，出门要锁门、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丢到垃圾桶里、超市结账要排队。每个搬迁农户都有他的电话，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可以找到他。

　　他乐于提供这种“保姆式服务”，周林刚说，他小时候，家里是寨子里最穷的三五户之一，父母坚持送他们兄弟几个读书，“现在反过来了，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户人家之一了”。

　　他会给贫困户讲自己的故事，“那时没有这么好的政策，读书没有贷款，创业也没有奖励”，他希望搬迁农户们能珍惜当下的机遇。

　　总有人“扶不起来”，洒雨镇的一个搬迁农户，非缠着周林刚给他评低保，说自己的包保人是个局长，“谁也没权随便给你家评低保，是有程序的对不对？”周林刚劈头盖脸把对方一顿说，“你才41岁，正年富力强，有胳膊有腿，现在就想着吃低保，将来呢？你孩子怎么办？靠低保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对方被他批评得不言语了，再也没说过低保的事儿。

　　刘兴安说，有人进了城，又不肯劳动，总想着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们给一个搬迁农户联系了工作，对方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干部两次去家中探视，都上午10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睡大觉。

　　当地流传一个段子，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受的优惠政策多，比如搬进了县城、住进了新房、子女优先入学、就医有绿色通道、政府帮找工作……一个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愿望》时写下，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移民搬迁户……

　　说起这些，刘兴安有些无奈，他说，很多公共资源，城镇居民之前已经享受过了，现在让贫困户享受，无论从国家战略大局考虑，还是从公平角度考虑，都无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养懒汉”，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应荣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大棚里侍弄蘑菇。田家四个大棚，每个大棚约600平米，内置8排铁架，每个架子有7层，共有6万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远看像一个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点点冒出来的香菇。整个棚里弥散着温热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钱，组织蘑菇大棚里的农户去东北、浙江学习技术，在浙江庆元的一家食用菌协会，田迪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多花样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炖烤，应有尽有。

　　他把学来的技术应用到自家大棚里，根据温度、湿度的变化，决定是否掀起遮阳布、打开喷水器。这个大学体育专业的小伙子，还学会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级。

　　最大的驱动力就是赚钱。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资搭建，购入菌棒的费用由政府补贴一半，另一半是无息贷款。一根菌棒4元购入，几茬蘑菇卖完，每根菌棒算下来就能赚1.5到2元，他家四个大棚就能赚十多万，比起之前在家种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娇嫩，水少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太阳晒着了也不行。田家人干得来劲，在大棚旁边搭了小帐篷，白天顾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会儿。大约每三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棚采摘一次，耽误了最佳采摘时间，蘑菇伞面下方会开裂，品质下降，“就从三块五一斤变成一块钱一斤了”。

　　周林刚说，没搬迁出来之前，个别农民比较懒，“没事做的时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还和人打架”，搬出来都忙着赚钱了，“你问问他们还喝酒不？”田应荣嘿嘿地笑了。

　　安龙县委宣传部部长谭宏介绍，黔西南州气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湿度较高”，适宜发展食用菌产业。他们因地制宜，从全国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业，将产业发展和扶贫搬迁工作相结合，引导搬迁农户到食用菌大棚里就业，帮助搬迁农户脱贫致富。

　　一项更具雄心的“中国蘑菇小镇”项目也在推进，去年11月，安龙县政府与黔西南州福建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中国蘑菇小镇”，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以食用菌种植为第一产业，食用菌加工生产为第二产业，围绕蘑菇小镇发展为第三产业。

　　谭宏说，随着蘑菇小镇的建设与建成，会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的安置、就业与培训机会。

　　除了食用菌产业，安龙县还与多家企业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据测算，到2018年，就业岗位可超过2万个，超额完成一户一就业的目标。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真正被激发

　　38岁的布依族人韦孔昌，在安龙县九龙小区开了个物业公司。政府鼓励搬迁农户的自主创业行为，根据有关政策，为他的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启动资金提供贴息贷款，扶贫干部还帮曾经不懂汉语的他给公司取了名字——贵韵。

　　一年前，没读过书的韦孔昌还只会说布依族话；如今，他的汉语已经说得有模有样了。几个月时间，他的物业公司陆续接下了三个小区，还发展了工程队、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队等，吸纳了几十个搬迁贫困户就业。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长王尧忠说，全州2016年搬迁14553户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迁群众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就近就业，这些目标说明了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规划。包括他在内，14户菇农成立了“安龙县感恩种养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田迪本人担任理事长。县扶贫办支持他们，为合作社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还给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

　　田迪计划，由合作社对接农户与收购公司。等到社员多了，他们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赢得更多收入。未来，合作社还可以联系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动开拓市场，不再由政府“扶着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实习生 周小琪 贵州安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