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翎 灾难、战争、伤痛，每种绝境都应被凝视

　　2010年春天，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终于下定决心，辞掉做了17年的听力康复师工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那年她53岁，从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迟来的春天》算起，写作生涯已逾30年，声名在国内文学圈早已为人熟知，但写作只是她的“副业”，她靠听力康复师的“正职”养活自己。

　　也正是在那一年，张翎的名声开始溢出文学圈外，她的中篇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耗资巨大，以震撼的画面和动人的故事夺取了无数观众的眼泪，也让张翎开始进入国内读者视野。

　　其实《余震》远非张翎最好的小说，但电影的“广告效应”还是让她惊诧和感激不已。在文学阅读远不如影视剧火热的今天，文学作品常常要借助影视改编才能为人知晓，这也是作家们的尴尬和无奈。

　　没有了工作的束缚，张翎完全解放了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和更沉静地阅读，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采风调研。七年来，她陆续推出了《睡吧，芙洛，睡吧》《阵痛》《流年物语》《劳燕》四部长篇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在文坛接连掀起波澜。

　　最新的一部长篇《劳燕》于今年7月出版，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尘封的历史主题引起关注。对灾难和伤痛的关注是张翎作品的鲜明特点，但她并不醉心于描写灾难本身，而是着力书写灾难对人心灵的创伤，以及人在面临灾难时迸发的状态和力量。

　　战争后遗症

　　遇见灾难后的多样面孔

　　《劳燕》的故事，以抗战时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背景，这是美国军事援华的一部分，也是两国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故事发生地在浙江温州玉壶（书中为月湖）的合作所第八训练营，一片与世隔绝的山林之中。

　　叙事者是三个鬼魂，他们曾经是美国来华传教士、训练营美军军官和中国学员，因为不同的机缘，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位曾被日本兵蹂躏过的中国姑娘，却因战争的摆布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最终都未能走到一起。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个人命运受战争、民族、政治和世俗伦理裹挟，无法自持，但生活仍在时代洪流中艰难继续。

　　尽管张翎从小在温州长大，但此前对中美合作训练营的历史完全陌生，她甚至不知道有玉壶这个地方。在阅读一本战争回忆录时，她才偶然得知这段被淹没的历史，立刻被吸引，去美国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又实地走访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幸存下来的中美老兵，并亲身去当年的训练营做实地采访。

　　中美合作训练营是美军援华的缩影，因属机密的情报机构而鲜为人知，但张翎所做的大量案头功课和扎实的实地调研，让小说细节生动饱满，在讲述大气磅礴的战时爱情故事的同时，全景式地还原了当年训练营和玉壶地区的生存状态。

　　《劳燕》是张翎计划中“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还会触及战争中的女人。从书写唐山大地震创伤后遗症的《余震》，到讲述清末华工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血泪史的《金山》，再到以抗战为背景的《劳燕》，张翎对灾难和战争的关注始终如一，她想探究人在绝境中的韧性和力量。

　　对此类题材的偏好，与她听力康复师的职业经历密不可分。起初这份工作是为了养活自己的文学梦想，让自己无生活之虞，不受潮流影响地去写作，但后来她发现，这份工作不仅为她带来丰厚的物质报酬，还为她提供了许多文学创作灵感。

　　因为工作关系，她接触了一些“奇特”的病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还是见习听力康复师时，就曾有机会见到一战退役的老兵。后来，他们渐渐故去，会出现二战的退伍军人，然后按照顺序下来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富汗维和部队的退伍军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

　　这些退伍军人和难民因为战争失去听力，与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夜接触，让张翎对战争和灾难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有了贴身的观察，也让她对创伤后遗症有了特别的兴趣。她曾说，假如没有做听力康复师的经历，大概永远也不会写出像《余震》《阵痛》《金山》《劳燕》这样的作品。

　　这些特殊病人，时常触动她去思考生命应有的状态。有一次，她遇到一位看起来健康正常的白人病人，当她走近他准备为他做听力测试时，他突然情绪失控地大叫起来，“整栋楼都在发抖”，她无论如何都安抚不了他。事后张翎才知道，原来这位病人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曾被朝鲜人民军俘虏过，在战俘营的经历，让他看见穿白大褂的亚洲脸孔就情绪失控。尽管当时离朝鲜战事已过去整整40年，但时间并没有抚平战争留给他的创伤。

　　当然，也有因为经历过死亡而对生命心怀感激、乐观通达的人。同样的战争痕迹，在不同人身上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这些老兵引发张翎关注战争和灾难，思考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这份一开始仅仅是拿来维生的职业，为她打开一扇窗，“如果没有这份职业，可能永远看不到这些东西”。

　　文学梦

　　书写历史与他人的生存境遇

　　张翎从小就有作家梦，但特殊的历史境遇让她比同龄作家“出道”晚了很多。

　　“文革”期间，她在16岁的年纪辍学，先是当了半年代课教师，后进入温州郊区的一家小工厂做了五年车工。1977年恢复高考，她满怀欣喜地参加考试，成绩优异，却因政审没通过而落榜。但改变现状的愿望坚定而强烈，1979年她再次报考，历经波折，终于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

　　当时外文系的老师提出，一个人如果母语的根基浅薄，就很难学好一门外语，因为在最初的语音、语调、语法、词汇量的难关过去之后，如果没有对文字的深切感悟，就很难再往前深入。复旦大学又是当时文学热潮的重镇，中文系的卢新华写出了伤痕文学代表作《伤痕》，梁晓声写出了《今夜有暴风雪》，都曾轰动一时。

　　在这样的热潮下，张翎也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三篇习作——《迟来的春天》《被宰割了的爱情》《一束无法邮递的信》，不过未有反响。“现在回头看，那时的作品未免显得稚嫩，概念先行，甚至难称文学作品，但那是文学梦的最初实践。”张翎说。

　　从复旦毕业后，张翎被分配到煤炭部的一个机关担任科技翻译，每天接触的都是采矿方面的英语技术资料。对早已习惯阅读莎士比亚、华兹华斯诗句的头脑而言，翻译简单重复的技术资料，总感觉难以“兼容”，再加上当时的生活环境太穷，张翎生出了出国留学、改变命运的想法。

　　1986年，张翎赴加拿大留学，在卡尔加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但文学硕士文凭很难在国外立足，她决心再学习一门能养活自己、在时间上相对自由的技能，以便继续从事文学写作，于是她进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并成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在北美生活三十年，张翎从未中断阅读和写作，虽然她的时间是碎片化的，需要在工作间隙偷得片刻时光。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直到41岁才问世，而比她小一岁的严歌苓早已因《天浴》《少女小渔》等作品名震海内外。

　　虽然很长时间内默默无闻，发表的作品未见反响，但张翎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坚持：“我是很有定力的人，这是我唯一可以夸耀的事。”

　　与一般的小说家不同，张翎的写作几乎从不涉及个人的生活经历，她的故事都来自于历史或他人，她也很少写回忆性散文，至今未出版过散文集。她对自己的经历很少主动谈起，被问及原因，她说，“与大千世界相比，我的生活实在微小若尘埃，不值得我花力气深究”。

　　她甚至希望在作品中隐藏性别，以中性的笔调来叙事，因为“好的作家是没有性别的”。她也曾羡慕贾平凹、莫言、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他们“有一口文学的深井”，可以不断挖掘，从中汲取营养，但她因长期脱离故土而丧失了这样的资源，成为一个“没有根”的作家，她也曾为之苦恼，却最终明白了可以突破的方向。

　　人在面临绝境时如何生存，如何抵抗，如何消沉，是张翎关注的话题，有些创伤会被时间抚平，有的却终生难以愈合，“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灾难过去之后，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