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翎 杀了我和救了我的，都是距离

　　张翎对灾难和伤痛的书写，已然成为华语文学的独特风景。她说，自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历经磨难，依旧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怀有敬意。

　　离开故土多年，她成了无根的漂泊者，她深知其遗憾，却也开拓出独具优势的写作疆域。不会完全斩断根须，而是牵起故土与他乡的关联，在一片无界的土地里，她是自己的王者。

　　战争题材是我写作生涯中的定时炸弹

　　新京报：《劳燕》的故事背景，是抗战时期中美合作所在温州玉壶设立的第八训练营，这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为何会被这段历史吸引？写作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张翎：我向来关注灾难对人性的扭曲和重塑，以及创伤对生活的毁灭和救赎这类话题，战争是灾难的极端表现形式，所以战争题材注定是埋在我写作生涯中的一枚定时炸弹。当我在一本战争回忆录里偶然发现“玉壶”这个地名，并且知道它就在我的家乡温州地区的文成县时，“炸弹”就轰然爆炸了。

　　虽然我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但对温州的抗战历史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一直以为温州是远离战争的一处“桃花源”。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里，七十多年前曾出现过一队美国军人，这些“番人”（当地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一定剧烈地震撼过玉壶几千年来形成的固有生活方式。

　　与其说是我发现了《劳燕》这个题材，倒不如说是它伏击了我。在动笔之前，我阅读过多部有关人员的回忆录，并在温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瑞安支队的帮助下，实地勘察了玉壶中美合作训练营的旧址，采访了几位至今还活在世上的训练营学员。文字、图片资料加上历史见证人的回忆，给《劳燕》搭起了龙骨，充填了血肉。

　　新京报：《劳燕》的叙事由三个幽灵倒叙的方式展开故事，还穿插了新闻报道、信件、日记、两条狗的对话，这种打破常规叙事的写法难度在哪里？小说形式上的创新是你的文学追求吗？

　　张翎：至今为止我写过九部长篇小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直到中年才真正开始持续地写作发表。可能是等待的时间过久，刚开始长篇小说创作时，倾诉的欲望排山倒海地压倒了一切，故事占据了我的全部关注点。随着越来越多作品的问世，倾诉欲望得到部分发泄，它开始被其他的一些念头所稀释，于是我开始思考怎么讲故事。像摄影家一样，我现在不仅会考虑拍什么，也会考虑怎么拍，用什么角度、位置、光线等等。

　　《劳燕》的故事涉及的地域和时段很广，而汉语的动词里没有时态的变化，我发觉用单纯回顾的方式很难捋清时间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幽灵叙事却使得叙述一下子变得自由灵动——活人世界里的阻隔，包括时空、思维逻辑、视角和道德习俗等多重限制，统统失效，幽灵想去哪里、想进入哪个时段，它就已经在那里了，不需前铺后垫地啰嗦。所以，幽灵叙事对我来说是便捷之径，而非障碍。

　　对人类顽强的生命力怀有深深敬意

　　新京报：你的小说题材广泛，但灾难和伤痛是你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为何偏好这类题材？

　　张翎：我在北美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医师。选择这个职业最初的想法，仅仅是想用它来养我的写作梦。进入这份职业之后，我才慢慢发现它不仅给了我一份很不错的收入，而且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出乎意料的灵感。除了正常老年性听力退化的病人之外，我的诊所里还会出现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退伍军人，以及从世界各个战乱地区涌到北美的战争难民。

　　这些人的经历，使我对灾难、疼痛、创伤这些话题，有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里，我的小说持续地反映人被灾难逼到墙角的时候呈现出的某些特殊状态，从《余震》到《金山》，到《阵痛》，到今天的《劳燕》，题材和写法似乎很不相同，但疼痛、创伤、救赎、重生的主题，都是一脉相承的。

　　新京报：但你的作品通常不是正面描写灾难和战争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些外在困境如何粉碎普通人的生活，并给幸存者带来持久的心理创痛，人在绝境中的生存状态为何特别值得关注？

　　张翎：我对人类作为整体历经磨难依旧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怀有深深敬意。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都会发现自己被囚禁在绝境中，这个绝境有可能是一段不能摆脱的情感、一个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一段万分乏味却欲罢不能的人生……战争和灾难可能是日常绝境中较为极端的例子。

　　根据叔本华的理论，“痛苦、不幸恰恰就是肯定的东西，是引起我们感觉之物”。绝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它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能量，而顺境反而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它导致懒散、随意，就像一个不患牙疼的人永远不会意识到牙齿的功能和力量、一个被人饱足地爱着的人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感情一样。所以，绝境中迸发的能量，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莫测、充满惊讶的生活状态，我一直想把这个状态挖透。

　　距离让我看得更清又让我过于冷静

　　新京报：大多数小说家的创作都离不开自身经历，但你的小说很少涉及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你是“向外求”的作家，“向内求”似乎不是你所关心的，这样是否少了很多个人化的文学风景？

　　张翎：我的小说的确很少涉及私人生活，因为我觉得与大千世界相比，我的生活实在微小若尘埃，不值得我花力气深究。然而，我的主人公都携带着我的眼睛和脑子，他们看世界的视角和对事物的审视判断，不可避免地带着我的思索。其实，我在探索外在世界的同时，我的人物也在探索他们各自的内心。我的心被我掰成很多块，揉进了他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也是他们，他们也是我。

　　新京报：在海外写作，你曾说自己是“无根”的写作者，国内和国外两边都不靠，这种状态是否曾让你困扰？是如何学会与之相处的？

　　张翎：我在国外已经生活多年，我已经失去了国内作家那种深深扎在土地里，在一口深井里汲取文化营养的扎实感觉。虽然我每年都会回国很多次，但我只是过客，我对当下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深切的体验。但是距离也不完全是坏事，有时距离会产生一个理性的审美空间，营造一种尘埃落定的整体感。隔着一个大洋回头看故土，故土一定和身在其间时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已经无法改变我失去了根的客观现实，我现在只能接受现状，希望这种无法落地的感觉，能带着我写出一些视角不太一样的东西。

　　新京报：移民作家拥有跨地域文化的生活体验，视野往往更开阔，但许多移民作家的写作素材仍然离不开故土，移民作家和本土作家在写作题材和方式上有何差别？移民作家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张翎：童年和故土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密码，已经永久地驻留在一个人的血液中，从来不会忘记，所以不需刻意记起。对一个作家来说，成年之后在哪里生活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所以尽管我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我离故乡越来越远，可是我小说想象力落脚的地方，总归还是我的故土——那是我最强大的文化营养基地。

　　像我这样选择用母语写作的移民作家，很容易陷入两种语言文化、两群读者、两种阅读习惯的空隙之间。这绝对是我的劣势。唯一能把我从深渊里捞出来的，可能就是那个身在他乡的理性距离。杀了我和救了我的，都是距离。距离让我看得清楚，距离又让我过于冷静。

　　新京报：远离故土三十年，是否有对当下中国的隔阂感？是否有尝试去弥合与融入？现实中国会成为你未来的写作方向吗？

　　张翎：在我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当下题材，因为我觉得当下是我看不清楚的事情。我以往的大部分小说题材，都是从时间线上横着片下一个长截面，从历史一路延伸到现今。我很少竖着下刀，取出一个当下断面。但这种状况在最近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几年前，我辞去听力康复师的职务，从朝九晚五的职场退身，变成一个自由人。随着我在国内逗留时间的增多，我有机会深入观察当下生活，“过客”心态虽依旧还在，却已渐渐减弱，我开始有勇气颤颤巍巍地迈出脚来，在当下题材的泥潭里试步。最近写的《死着》《都市猫语》《心想事成》等中短篇小说，都是我探险举动中的一个部分。中国是我的文化基因，一个人不可能逃脱自己的文化基因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以与中国相关的人和事始终会是我的写作中心。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