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 被道义优势所遮蔽的历史

　　1919年春，胡适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这句话，对于解读美国独立战争再贴切不过。

　　长久以来，美国独立战争被表述为英勇坚强的美利坚平民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侵略的正义之举。然而，在大英帝国统治者眼中，美国独立战争并非如开国者所鼓吹的捍卫自由、独立价值观那样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优势。早在1794年，英国出版了官方的《美国独立战争史》，书中便指责新英格兰人民发起的独立战争，是在英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违背商业贸易规则与社会秩序的挑衅与暴动。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叙述大都来自胜利者一方，战败者的声音被遮蔽。

　　英国记者、作家尼克·邦克的《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一书，通过考察殖民统治者自身面临的困局与应对方式，勾勒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专制、蛮横却又日趋没落的旧贵族精英，试图驾驭一个桀骜不驯的新平民世界的失败图景。

　　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日渐失控

　　1754年至1763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英国颁布的印花税法案是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以1763年《巴黎和约》为终点宣告结束。英国是最大赢家。战争使英国成为海外最大的殖民地霸主。

　　但英国将这次战争的巨额战费债务转嫁至北美殖民地，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施加在美国殖民地的直接纳税法案，目的是为了战后给驻留北美的英国军队支付薪水。美国殖民地民众发起抗议游行，要求英国政府终止印花税法案。在殖民地民众的压力下，英国议会产生了两种对立意见，一种赞成投票废除印花税，另一种则主张镇压美国殖民地的反抗。

　　尽管英国迫于压力终止了印花税法案，但统治者并未停止对税收的需求。在财政大臣汤森德的建议下，国会颁布了《汤森德税法》，对从殖民地进口的玻璃、茶叶、铅、油漆和纸张等商品进行征税。在作者看来，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居民反对征税，但在其他方面仍然继续对英王效忠。这种局面无法长期下去，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想意识开始在美国民众心中生根发芽。

　　1773年12月16日的“葛斯比”事件，是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统治的最初反抗。葛斯比号是一艘由英军统领的军舰，在罗得岛一带巡逻，防范走私。舰长达丁斯顿要求其他船只降半旗，作为臣服于他的船舰的表示。美国船舰汉纳号拒绝降旗，引起葛斯比号的追逐。汉纳号的船长故意将葛斯比号带到浅水区，让葛斯比号船舰搁浅。当天晚上，罗得岛居民登上船舰，俘虏所有的水手并枪杀了达丁斯顿。在作者看来，袭击葛斯比号军舰的当地居民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声称葛斯比号的指挥官达丁斯顿未能向州长出示委任状，无视地方法官。他们宣称，只承认由地方议会和法院制定的法律。

　　尽管殖民地独立意识日益高涨，但英国统治者对此置若罔闻。工业革命初期，大英帝国的国家政权并未强大到渗透至殖民地每个角落的能力。君主无法支配足够的政治与军事资源进行跨越本土的治理，只有选择任命一个象征性总督，保留私人经营的体制，将移民和开发殖民地的风险与利润留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

　　那些派任的总督，通常会利用手中过期作废的职权在殖民地大捞一笔。于是，从英格兰本土空降的总督，与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基层地方官员之间的罅隙日益加大。前者具有贵族身份，代表国王行使主权。在后者看来，他们是一群腐朽自大的白种人，是这片土地上不受欢迎的侵蚀者。

　　茶叶贸易与东印度公司的危机转嫁

　　大英帝国既要坚持有利于帝国财政的刻板、僵硬的税收制度，又缺乏必要的国家机器将市场交易秩序限制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导致黑市交易的空前膨胀。波士顿倾茶事件前夕，全球茶叶贸易中巨大的走私量，使东印度公司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针对以往历史学家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原因归于英国政府急切地帮助东印度公司，为此不惜与东印度公司一道腐败，作者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聚集在国王周围的世袭贵族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前者眼中，后者是一群暴发户和商业投机者。乔治三世极其厌恶东印度公司。在他看来，大英帝国最好的国民是农民。

　　尽管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们与公司没什么瓜葛，但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科尔布鲁克用各种方式贿赂、拉拢下院议员。此外，东印度公司管理英国在孟加拉的殖民地，并负责驻孟加拉的英军的开销。法国与荷兰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增加他们的东方贸易份额，用更多的走私茶叶替代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这是英国政府极不情愿看到的。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抱持厌恶态度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开出拯救公司的药方。

　　对英国政府来说，要在欧洲茶叶贸易格局中反败为胜，就要把伦敦的茶叶价格削减到与黑市一样的低价，即便这样做会使东印度公司受到损失。只有让便宜的茶叶充斥市场，才能够让走私者走投无路，削弱他们的竞争力。然而，这个药方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渐变成把过剩的茶叶运往美国，让殖民地民众掏钱买单的变形政策。1773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这一决策。

　　很显然，这一“甩包袱”的危机转嫁行为，只会激起本就有意独立的殖民地民众更强烈的愤恨与不满。到17世纪末，马萨诸塞州已经有80多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宪法。漫长的西进运动导致的人口迁移，使得独立战争前夜城镇数目已经接近200个。革命所需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均已具备，只缺一个导火索和一套能够对旧秩序加以批判的新秩序体系。

　　傲慢与偏见主导下的独立战争

　　从美国的立场，波士顿倾茶事件是一次和平之举，尽管具有挑衅性，但毫无战争意味。然而，对于英国皇家海军和陆军的领导人而言，则完全是一场由汉考克和亚当斯等激进分子领导的暴动。尽管从英格兰本土驶来的舰队全副武装，但士兵不能对名义上还是帝国统治下的港口开火。与此同时，反对茶叶倾销的运动在当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尽管东印度公司任命当地商人作为港口收货人和承销人，但他们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在纽约和曼哈顿，报纸上的舆论谴责、街头抗议与公共集会上的表决形成的压力使茶叶收货人辞职。数以吨计的茶叶不得不被运回伦敦。1773年12月16日，一批茶叶从英格兰运到波士顿港口。在塞缪尔、亚当斯的率领下，“自由之子”潜入商船，将茶叶倒入港口内，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倾茶事件的组织者有不同的动机，但抵制大英帝国的不公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走上了抗争之路。

　　在作者看来，英国对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只有经济目标，缺乏政治与社会整合能力。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美国民众的现实利益被放弃。18世纪70年代的波士顿，茶叶已经成为民众反抗帝国统治的象征符号。这是英格兰本土的贵族统治者永远无法理解的。18世纪英国政体仍然具有浓厚的领主庄园制特点，这个体制在形塑贵族品格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无法理解乡村和教区外部的世界。

　　凭借通俗生动的叙事能力，以及对波士顿、英格兰、荷兰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的搜集利用，尼克·邦克为我们呈现出独立战争前夜，大英帝国旧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如何限制了他们驾驭一个旨在抗拒全球贸易霸权的新世界。尽管他们内心厌恶东印度公司的投机和贪婪行径，但并不等于他们能够与殖民地民众站在一个阵营。如果说旧贵族与东印度公司暴发户像两个关系不怎么融洽的合作伙伴，他们与殖民地民众则完全来自两个世界。

　　大英帝国的旧贵族无法理解美洲土地上的新世界，但凭借这本可读性与学识性俱佳的书，我们得以理解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的豪情壮志与无可奈何。

　　□胡悦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