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军 关注当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

　　1981年，张军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在思想碰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开放，学界活跃。中国学者多有机会留英访美，为校园带来开阔的学术视野。张军身处其间，日夕呼吸领会，受益良多。人在一室之内，却能开阔视野，与国际接轨。常有中国社科院或北大、人大的学者来复旦开设讲座，张军见到了陶大镛、苏绍智先生，两位先生讲座之时，议论英爽，为后辈启蒙解惑，举重若轻。张军每每回忆，便生出感慨：“受到这么多优秀学者的影响，觉得做学问真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张军直言，虽然他从事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但归于根本，无非是寻求解释。那来自理念的美与和谐，如此打动他，以致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在老师张薰华的课堂上，厚厚三卷《资本论》融会贯通成一百来页的册子，繁难复杂的经济世界以简练清晰的方式展开，承载着经济学的优美与深邃。由此启发张军，治学之道需脉络清晰，论证严密，以逻辑的美与和谐征服现实。

　　经济学之所以令张军着迷，除以上原因外，便是其现实层面的关怀。当时有一群走在一线的年轻人到复旦作报告，张军放下了课本，随他们投眼于真实世界。这些年轻人，如周其仁、朱嘉明，从象牙塔来，到农村去，扎身现实，举出一个个备具痛感的数字，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书斋与现实中往返自如，成为张军的愿望。

　　多年后，当他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看到基座上的一句话心有戚戚：“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是改变世界。”

　　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世界

　　经济学因专业性强，与公众距离较远，但每一人都无法与之脱离。张军新出版的对话集《顶级对话》，便是为了帮助普通读者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被访谈者都是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蒙代尔、席勒，《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曾经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但对话中少见术语与模型，而是贴近现实，平易有趣。他们关注区块链、物联网和当下如火如荼的共享经济，关心比特币是否能走向虚拟世界的无政府主义。

　　张军和他们的对话中既有对理论深入浅出的解读，也有对未来经济世界的展望，站在中西之间，内容深入而联系世界现实，其中更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挑战。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科尔斯关注的其实是期权定价，却对互联网表示出极大兴趣，他便与张军讨论：技术变革之后，自学尤为重要，大学已不太可能教育你，真正重要的是自学能力，需要主动吸收知识。张军认为，这本书的最大功用是给读者传达一个提醒——在千变万化的经济世界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关注当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

　　即使具备极高经济素养的这十一位经济学家，仍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紧跟变化中的世界。张军作为复旦经院院长，有时溜到教室后排听课，看到一些学生低头玩手机，不禁想到若是大学课堂取消也不见得对学生有多大影响。世界变化得太快，放下手机一分钟好像便被世界淘汰。但他与这些经济学家们，仍孜孜不倦，希望在逻辑与现实间，开辟相通的空间。

　　在《顶级对话》中，张军与多位经济学者都讨论到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2012年后经济下行，虽然宏观指标上较好，也无通货膨胀，但有些“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小企业发展较为艰难，从家庭来讲，追求安全资产也变为第一位”。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经济领域寻找工作，多出于利益化的驱动而非意义化的选择，而这一就业的趋势并非经济学科的荣耀，热潮肯定会消退，因为当就业压力过大时，“会产生资源错配，对人力资源是极大浪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曾因家乡塞浦路斯遭遇严重经济危机而回乡二三年，协助政府解决危机。张军认为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没有经济学家愿意袖手旁观，即使不能参与决策，也会高度关注，这是种诱惑也是种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政策时，经济学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他们“不见得比其他背景的人，在识别决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层面上更有优势”，而经济学中的完美模型都有前提。在张军看来，经济学家可以尽心研究，为政府献策，提供多种方案形成智库，让政府在决策时可以从中全面权衡，从而选择出最适合现实条件的政策，有所广益。

　　“经济人”的感性时刻

　　经济学科中将每个人都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会自发地趋利避害，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面对真实的生活，做决策时很难完全剔除感性的因素，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免俗。若事实如此，便不必一味以绝对理性来隔绝人性，理查德·塞勒便因其行为经济学理论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接纳人的“有限理性”及偏好等影响决策的人类特质，从而探寻这一机制下的经济样貌。

　　经济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虽与理论息息相关，却需要与现实直接对话。经济发展将导致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这一结果不可逆，使得经济学家对现象的评析和解释尤为重要，如何平衡逻辑与现实的关系，需要每一个“经济人”深思熟虑。经济学家不仅需要对现实保持高度的关注，同时还需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此不受干扰地在书斋与现实间转移。《顶级对话》中便写道：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会与出租车司机讨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问题，因为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来自现实层面的微观经济信息，即使难免片面与感性，却能很好地补充进他的逻辑体系，从而验证、完善理论模型，再反作用于经济政策。

　　当逻辑与现实出现偏离，经济学家的作用尤为关键，如何不被理论局限，深入研究现实，是经济学家需要自省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前无参照，外国学者因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较少，按经济学中的“收敛假说”，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再正常不过，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诺顿就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转型会很艰难，而张军则认为需区分经济发展的长期与短期趋势，考虑到中国经济复杂的地方多样性，发展前景需充分考虑地方现实。

　　经济学是一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打开道路的学科，需要保持足够的敏锐，与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接轨，社会责任与学术研究并非相互抵触，而是平衡与互促。除学者身份之外，经济学家还不可避免地兼任社会加之于身的其他职务。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格里纳韦就有三重身份：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教师、《世界经济》主编。张军2015年亦出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借助于学术在国际上的交流，将各地机构的信息内化为行政管理的经验，作用于学院的管理与发展。

　　2009年，张军曾得过一场急病，预后很差，康复过程复杂。谈起得病前后的不同心境，张军说好像从地面升起，从前疲于奔命，一面如参与赛跑，一程一程朝目标奔进；一面又在自设的思维围墙中处处碰壁。何时发表论文？何处开展研究？何年出人头地？而当一切放慢，重新关注生命的健康与愉悦时，他恍然感觉站在高墙之上，超越思维的藩篱，看到从前未曾窥见的问题。他说自己并不是真正站在某个制高的地理位置，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遇事冷静，先自我提醒，“每天保持激情，保持放松的心态”。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