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对见义勇为者的抚恤“节节高”

　　■ 社论

　　河南此次新规值得借鉴之处，不只在于大手笔奖励的“轰动效应”，也在于将善意体现在众多制度细节中。

　　见义勇为者死亡，将一次性给予百万抚恤金；河南人在外地见义勇为，也能享受家乡待遇……近日，《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审议修改稿）甫一公布，就引发广泛关注。

　　毋庸置疑，河南这一纸新规的亮点颇多，而最引人瞩目的，还是“认定见义勇为牺牲的，颁发100万抚恤奖金”，这刷新了省级见义勇为奖金标准的新高。

　　此前广州也规定对因见义勇为牺牲者奖励100万元，但考虑到两地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差距，前者似乎更显“含金量”。

　　奖励百万，虽然仍难代偿牺牲者的生命代价，但最难得之处，是它对见义勇为者释放出的“最大的善意”。从道德激励角度和民意基础看，这类善意多多益善。

　　有更多善意，才能让“好心人”少些心寒。上个月有媒体报道，河南农民李修国于今年7月在河南与山东两地的交界地带参与救助溺水者，至今未找到尸体。其家人先后向两地相关部门申报见义勇为认定却未被受理。此次草案明确，河南人在外地见义勇为也适用同样的奖励标准，相信此后类似争议能得以避免。

　　重奖见义勇为应是“必选动作”。体现在奖金上的奖励力度，确实也最容易引起关注。

　　但河南此次新规值得借鉴之处，不只在于大手笔奖励的“轰动效应”，更在于将对善举的回馈体现在更多的制度细节中。对其他地方而言，优待见义勇为者，需要“重奖”，也需从多方面汲取寓于“百万奖金”中的善意。

　　就眼下看，各地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障覆盖面已较为健全，但纸面的权益落入现实，还常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认定的不确定性仍较大；二是，持续性的权益保障依然乏力。

　　见义勇为认定，目前普遍实行的是申请、举荐制。这意味着申报者个人或家人，往往要承担搜集见义勇为证据的责任。但因见义勇为时的环境限制，及证据意识与搜集能力的不足，有些见义勇为者只能放弃申报。在新加坡，当申报见义勇为出现认定难时，政府有关部门须主动收集证据。这种举证责任的优化或可借鉴。

　　有的地方还出现过以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为由，拒绝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的现象。河南草案新增了“对举荐、申报见义勇为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条款，体现了责任倒逼，接下来，何为“应当受理而不受理”，宜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还有，见义勇为者需要一次性表彰、奖励，也需要持续性的权益保障，而非一旦离开社会关注就面临“人走茶凉”的尴尬。媒体就披露，某省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八成以上生活堪忧，近年来另一省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也有七成以上面临生活问题。

　　所以，在奖励见义勇为者问题上，后续包括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的跟踪保障，也考验奖励制度的“良心”。

　　对见义勇为者，必须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和厚待。如果说，本月起实施的民法总则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原则，是从责任认定上弱化“做好人”的风险顾虑，那在事后给予见义勇为者笃定的权益保障，则是落实对社会正义的正向激励。

　　这无关“福利”，而是一个社会对善举应有的回应。这种回应，连着责任，也连着社会道德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