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 神话，既是前行，也是归返

　　如果观察广义上的神话，我们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的外观可谓光鲜亮丽。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一个神话符号往往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形象，就像托尔的雷神之锤和中土的精灵。然而，在这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中国神话的处境却有些冷落。

　　申赋渔是一个有着丰富流浪经历的作者，曾经打工为生，露宿街头，也曾撰写过《不哭》《匠人》等观察文化现象的非虚构作品。目前居住在法国巴黎的他也意识到了中国神话被忽视的情境。在法国卢浮宫，他能看到大量以神话人物为形象的油画，在电影院，轮番上映的史诗大片里也弥漫着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的元素。正是因为艺术品的改编，扩写，才使得这些神话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而反观中国神话，并没有在现代衍生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多。

　　重述中国神话，这成为一项文化责任，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参与的人多了，质量自然会上来”，因此，申赋渔拿起笔，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无论写出的作品质量如何，能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先把属于中国的神话用公共口吻书写出来，所以，他完成了《诸神的踪迹》——讲述中国历史系列的第一册。这对流浪多年，寻找写作与人生意义的申赋渔来说，不仅是一项前行的写作使命，也是对自己写作价值的一次归返。

　　自我价值与文化责任，就好比他爱不释手的那两本书。一本《梵高传》，颠簸流离后留在南京的家中；另一本《史记》，带到了法国。“以我现在的年龄，更喜欢《史记》，永远读不完”。

　　走不出的“小”村庄

　　“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这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用在申赋渔的身上，特别合适。尤其在他的生命里，“村庄”并非一个喻体，而是与“童年”和人生早期的经历交融在一起，出生的地域，生活的记忆以及文化影响，三者凝聚在村庄中，构成了申赋渔人生的原点。长期以来，他的人生都在不停流浪，试图摆脱这个原点；然而现在，通过写作回到原点，成为申赋渔继续前行的方式。

　　这要从他在法国的一段经历讲起。辞掉南京日报的工作后，申赋渔到了法国巴黎，打算闭关写作。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不少华人父母，他们的孩子就生长在法国。这些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说汉语，写中文，但苦恼的是，这和教他们英语没什么区别，他们掌握的终归不过是一门工具式的语言，而对背后的文化意蕴一无所知。是不是因为人们对此不感兴趣？申赋渔带着困惑走在巴黎街头，偶然的机会，遇到几次讲座，主题都是关于神话的。这些讲座的现场往往围了好几层观众，大都听得兴致盎然。不过，关于中国神话的讲座却不多见。于是，申赋渔意识到，中国神话的影响之所以受限，并非人们对神话不感兴趣，而是从事中国神话传播的人太少。所以他试图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搭建一个文化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就能把中国的艺术、哲学、文学等串在一起。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有了这个脉络，他们会对中国文化更有兴趣，也会向广度与深度自己去挖掘”。

　　这也是为什么《诸神的踪迹》如此浅显易懂的原因。申赋渔写神话，却无意在神话的意蕴和集体意识中挖掘，整本书读下来，每一段神话的故事性都很强。他希望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来让读者感受到浪漫和温馨，而这也是中国神话的特质。“中国的神话浪漫温暖。我今天读，总觉得自己不断地回到童年。天地干干净净，简单美好。人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神话是天人合一的最好表达。让人的心变得年轻、快乐。心胸也是无比的开阔。”

　　无意间，那个“童年的小村庄”浮现了。

　　这个小村庄对申赋渔而言，曾意味着需要摆脱的禁锢——希望通过阅读，摆脱现实的束缚；也希望通过远行流浪，打破村里人对读书人的刻板定位，“我就想，天底下不可能只有一条路。一定有条路适合我，只要我去闯”。他离开这个苏北泰兴的小村庄，去了江南的大学流浪，在书店寄宿，又随着南巡讲话的浪潮辗转珠海、佛山……而现在看来，通过写作，那个疏远的小村庄，又归返到了申赋渔的心里。在它的内部，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生态，这给申赋渔的神话写作提供了大量细节性的素材。

　　“那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小村庄”，申赋渔时常回忆起来，“村子里的神话气息很重——我们中国的神都不遥远，就跟人日常生活在一起。厨房里有灶神，村外有土地神，门上贴着门神，春天要迎春神。可是现在，农耕文化正在消失，人神鬼不分的那种质朴生活已经不见了”。

　　与神话同行的“大”流浪

　　在写作《诸神的踪迹》时，除了印象深刻、提供生活细节的小村庄，申赋渔也更加感谢他的流浪史。这段从村落开始出发，流浪、历险，而后归返到内心村庄的历程，与神话中的史诗模式有些类似。或许，申赋渔的神话谱写史，恰好印证了美国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观念——神话在宏观的意义上，为自我成长提供了原型；在经历冒险和回归后，人得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并且将这一福祉带给他的同胞。

　　这种人生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追寻，不是通过一次流浪就能够完成的。在最初的阶段，申赋渔也是个热衷于追逐自我的人，他曾经流浪，远行，与现实的土地越走越远——也正是因此，当他用非虚构写作挖掘中国文化的时候，他才更能感受到这种归返的意义。既是对同胞，也是对他自己。

　　申赋渔的流浪是从远离村庄开始的。在小村庄里长大的申赋渔，虽然也爱读书，可囿于视野，他能读到的基本只有中国话本小说和古诗词。而他流浪的第一个地方，是江南大学的一家书店。每天走在路上，来来往往的学生嘴里都谈论着当时很时髦的名字，萨特、叔本华、卡夫卡……申赋渔就仿佛一只悬挂在教室墙角的蝙蝠，依靠回音确认目标方位。他听到这些书名后，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书店，很幸运，这些外国文学书籍都能在架子上找到。外国文学在申赋渔的心里点亮了一团火，他意识到，自己的流浪是有价值的。可惜好景不长，一天，他回学校后，发现书店倒闭了。没办法，他只得离开书架，进入人生的下一次流浪。

　　之后的流浪是申赋渔人生最黑暗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申赋渔也满怀信心地加入了那个浪潮。然而，到了珠海，他才真正品尝到现实辛酸。有人丢了东西，仅仅因为申赋渔来自贫困乡村便怀疑他，最后将他送进了看守所；他也曾经露宿在天桥上，穷困潦倒，连生活都成问题。

　　那时，曾在书店中点燃的写作之梦，就成为申赋渔活下去的所有意义。“周围的人，大多数跟我没有关系。我总是一个过客。又活在最底层。受到最多的，当然是白眼了。我又是敏感和自尊的。我对脸色太敏感。别人一个眼神都会让我受伤。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性格，还是做作家比较好，更多的是面对书本与自己。”

　　于是，他放弃了打工生活，决定一心从事写作。申赋渔人生的第三个居所来到了南京日报社，在这里，他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报社的工作也给申赋渔提供了新的视角，静下心来写作的他理解到其他立场态度的可能性，“从这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开始融入周围的环境。这也让我从以前的愤激的心态，开始变得平和、平静。这个心态对创作很有好处”。这是他作家之梦的最后完成。

　　走过如此漫长的坎坷，申赋渔可以说是在流浪中完成了追寻自我的“神话”。他从遥远的村庄出发，让内心朦胧的作家梦成为现实。在完成自我漂泊后，他现在考虑的则是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更有价值，这也是申赋渔站在公共角度观察文化现象的原因。在《诸神的踪迹》写作过程中，写作本身占用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间被作者用来阅读和思考；他在巴黎的小巷子里漫步，凝思如何将传统神话用最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在经历种种流浪之后，申赋渔选择了“神话”的最后阶段——归返。他辞去了二十年的记者职位，不再来回穿梭于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从事外界报道，而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文字归返，也向着那个充满文化记忆的“小村庄”归返。这看起来是一条回溯之路，是作者自己对精神故土的归返。然而，前行与归返，二者的意义总是相随的，他的写作对中国的神话来说，也是一次充满契机的前行。就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这些中国历史最早期的神话故事，通过自己的写作得以传播，被那些孩子们读到并自己发掘意义，在未来摆脱种子的束缚，在阐释和改编中流浪，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相随，最终很有可能像今天的古希腊或北欧神话那样，呈现出更多元素，并拥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

　　文化向前发展，要不断回去溯源。文化的源头，是文化发展、文化创造的源泉。这里面有丰富的想象力，有长久的生命力，有哲学的最初的根系。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大地。读懂神话，就知道这颗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并且如何长成了今天这个参天大树。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