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2)

　　（上接B02版）

　　投身书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进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即便被革职处分，也依然是受人敬仰的士大夫。而创办之初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家亲属合营的小印刷厂，经理夏瑞芳的文化程度相当于中学，初始资本也只有三千多元。虽然因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有了印刷业务上的往来，但两人能够合作，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张元济说自己与夏瑞芳认识之后，“意气相合”，这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张元济对自己所看重的教育事业，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认识。1902年1月，三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了一篇《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第一条就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他看到了学堂教育面向少数精英的局限性，转而追求真正普及的初等教育，所谓“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而想要接近这一理想，借助新生的民间力量比在官办学堂更有可为。

　　1952年初，八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一首《别商务印书馆同人》，其中第一句是“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他终身未忘的初心。论推动教育的发展，出版的力量并不弱于办学堂。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夏瑞芳约定，商务不能只追求盈利，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设立编译所，译印了大量西方社科著作，并在1901年组织编纂了《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

　　无论是内容、观念，还是体例、插图，这本教材的水准都明显高于市面上已有的教材，于是面世后一炮而红，三四天就销完了首印4000册。很快，商务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占据了全国课本供应量的80%。蔡元培在1914年回顾这套课本的影响时说，“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普通之教育……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中小学教科书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招牌。出版教科书的意义，在于向最广泛的学龄人群传送新的常识，在整个社会重建常识。除了在经济上创造了可观的利润，更能让张元济欣慰的，大约是商务因此在实质上成为了重要“教育机关”。

　　民国元年，商务又编纂了《共和国教科书》，推崇爱国、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等理念，紧跟时势。《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十年间，销量达七八千万册之多。2012年，《共和国教科书》之小学《国文》和《修身》，还由“读库”再度影印出版，这似乎在证明，好的教科书不只能推动历史，还能跨越时间。

　　不保守不激进，立足于中西文明

　　张元济是温和的革新派，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做出版，大概最需要这样的掌舵人。从晚清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商务印书馆一直求新求变，但从来不走极端，并和政治有意保持距离。

　　与激进的弄潮者相比，这样的姿态显得有些保守，但真正扎实的文化工作毕竟需要沉下心去，而不能只有振臂一呼。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型编辑，比如担任理化部主任的杜亚泉，出任国文部主任的高梦旦。商务编译所集中和培养的知识分子之多，除了几所著名大学，没有其他机构可以比肩。

　　但也有不少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或来了又走，或延而不至。作家、新闻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商务编译部的工作场景，以及自己的不适应：

　　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批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可也只有这样寂静认真的编译所，才能编出通行最广的教科书；才能耗八年之功，编纂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综合性辞书《辞源》；才能以文化建设上的实绩，和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一样，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教育、学术的发展。

　　科举出身的张元济，在教育思想上却没有一分毫的因循守旧，他讲求西学，反对小学生读四书五经，认为“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但同时，张元济又极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和刊印，为的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1926年，年满六十的张元济进入半退休状态，他转而花极大精力用于古籍的影印校勘，陆续推出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站高行远，像张元济这样既有爱国强国之心，又具超越中西文化的眼光，才能做到知新温故，不保守亦不偏废。

　　同样是1926年，在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几年之间惠及数万读者，直到1932年焚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张元济因此又多了一层身份——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推进者。

　　一生做事，

　　终身关切教育和启蒙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商务印书馆曾想邀请这场运动的旗手人物胡适来担任编译部主任，几番力劝之后，胡适答应在1921年夏天到上海看看。他在商务考察了一个月，但最终婉拒了这一邀请。在日记中胡适写下：“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

　　张元济几乎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完全为人的事”。相对于著书立说、为官从政，出版是位居幕后的工种，更何况张元济后来历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监理、董事长，要处理纷繁的事务性工作。年轻时曾受到张元济资助的罗家伦，在给他的信中对比过“做事”与“求学”，说自己选择致力于求学，除了天性合适，还因为“做事时精力所费，多在不经济的旁支曲节上”“做事不免牺牲我率真的天性”。但这两点，对谁又不是如此呢？

　　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张元济选择了另外的事业，会做出怎样的成绩，但他在古籍历史方面的学养，获得了普遍的肯定。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茅盾在文章中说，张元济“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涉园丛刻》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这些跋文让他在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张元济好像没有想过以作品的方式为自己留名。2007年以来，十卷本《张元济全集》陆续整理出版，其中有三卷书信，两卷日记，两卷诗文，三卷古籍校勘的笔记序跋，几乎都是应用性、交际性的文字。

　　一个人选择了“做事”，就很难在学术上再有专门成就。张元济的精力和智识耗散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内内外外，向着他终身关切的教育和启蒙事业，润物无声。

　　他曾被清廷“官复原衔”，但只回北京就职不足半年，拒绝了诸多职务；他还曾有机会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但还是婉拒辞谢。张元济一生没有离开商务印书馆，这是他完全自觉的选择。惟是如此，他的事业才得以绵延最久。从晚清到民国，经战乱至和平，中国的政权几易其主，但商务印书馆却持之以恒。也许张元济早已看清，动荡年代任何官位都是虚名，立足民间培植现代文化才是根本所系。

　　张元济唯一一本自己格外看重的作品，是1937年春天他所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彼时正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荆轲》等8篇故事，适当删节并译成白话文，又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他曾将这本书寄给蒋介石，1949年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时，还携带多本赠予他人。这本小书所贯注的，是张元济毕生所信奉的爱国与唤醒民众之义，更是他勤勉一生的内在灵魂。

　　晚年的张元济备受尊崇、桃李天下，而曾经志同道合、砥砺前行的老友，却一位位告别了人世。1949年来北京期间，张元济两次专程探望藏书家傅增湘，这位曾与他互通书信无数的老朋友已是病困交加、晚景凄凉。他还走访了北京大学校园，见议事厅中悬有蔡元培的画像，“徘徊久之”。当时他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这一代学人历尽沧桑，各有各的求索，最终都汇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公有化，主体迁至北京。而张元济本人在1959年8月14日晚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病逝于上海，终年九十三岁。公祭会上，他的灵前悬挂着他先行写下的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