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奇 生逢其时，我很幸运

　　“作者！作者！”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剧院，戏剧落幕，如果演出效果不错，观众会这样呼唤作者上台，报之以掌声与欢呼。对长期在幕后辛苦创作的作者而言，这是无上的荣耀。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在他的晚年尝试戏剧写作。公演当晚，幕布落下，他在“作者！作者！”的呼声中走上舞台，准备接受观众认可的掌声，观众席却响起一片嘘声，伴随而来的是“呸！呸！”。

　　“完了，他走到了死路的尽头，掉进了干涸的井底，撞上了隧道顶端的石墙。失败。他和命运做了笔交易：‘再等一年’，而命运则让他等了整整一年，让他在通往胜利的绳梯上爬着爬着，最后用满怀恶意的一击，砍断绳索，让他一个筋斗跌进了无底深渊。”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在传记体小说《作者，作者》中记录下这位小说家最后几年生命的转捩点。

　　这本书出版时，洛奇69岁，和戏剧作品遭受冷遇时的詹姆斯年岁相仿。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作家，却因该书与之前的小说风格迥异、缺乏一贯的幽默诙谐，在英国批评界遭遇创作生涯的“滑铁卢”。

　　尽管创作生涯都曾遭遇波折，戴维·洛奇和亨利·詹姆斯这个名字一样，不会被人轻易遗忘。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与英国远隔重洋的中国，洛奇的学术专著如《二十世纪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及反讽学术界的“校园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便陆续译介引入，在学术界和大众读者中反响热烈。

　　如今，年逾八十的洛奇透过回忆录《生逢其时》，讲述前四十年的人生，回忆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作家。他说，“英国的社会变迁，恰巧被我们这一代赶上”，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生逢其时。

　　生命之初

　　战争和颠沛留下的“银行存款”

　　1935年，戴维·洛奇生于英国一个底层中产家庭。父亲来自英格兰工人阶层，颇具音乐天赋，靠四处演出为生。母亲有爱尔兰和比利时血统，是天主教徒，家里在伦敦经营几家酒馆和俱乐部。

　　1939年9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宣布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时，伦敦和英国其他大城市立即陷入恐慌，人们蜂拥逃至乡下。这一年，洛奇四岁半，对于这场世界的灾难没什么概念，只隐约记得曾在一个黑夜，跟母亲一行人在一个乡间车站下车，他们拎着手提箱，到村里挨家挨户敲门，想找住处安身。

　　1940年9月初，伦敦闪电战开始，还在睡梦中的洛奇被母亲叫醒，四周尽是空袭警报的哀鸣，他穿上防护服，躲进后花园的一处家用防空洞，呼吸着泥土、石蜡和可可的气味，“觉得很安全，一点也不害怕”。

　　二战结束，洛奇十岁，近六年时间内换过五六所学校，体会了“脖子上挂着防毒面具，衣服上别着身份标签，被一列列的火车疏散到外地，交托到不情不愿的陌生人手上”的孤独和背井离乡的痛苦。战争期间，出于安全和生计考虑，母亲留在伦敦，将他送到林菲尔德村外一所修道院学校寄宿。这段寄宿生活使得洛奇“从幼年舒适而安全的生活中被剥离出来”，为他日后的神经过敏和焦虑“播下了种子”。

　　尽管未曾直面战争的冷血和惨烈，成为作家后的戴维·洛奇还是将混合了泥土、石蜡、可可气味的空气，连同寄宿学校的阴冷、吱呀作响的木质地板写进《走出防空洞》（1970）中。

　　“对小说家而言，有趣的经历就是银行存款，开户越早越好啊。”戴维·洛奇这样写道。

　　书写人物命运之网

　　游走于文学理论之间的狂欢者

　　上世纪60年代，罗马天主教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内部纷争，英国社会在性观念上开始诉诸个体权利和自由。从小受到天主教熏陶的戴维·洛奇开始思考宗教教义下潜藏的道德困境和制度危机。

　　1959年，洛奇和同样是天主教信徒的玛丽·雅各布结婚。由于天主教对节育的限制，他们接连生下三个孩子。在信仰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洛奇想写一部展现天主教夫妇在节育问题上的道德困境的小说——《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

　　研究生亚当在大英博物馆做研究，同时为妻子芭芭拉可能第四次怀孕而焦虑。他在一天内被迫卷入一系列古典式的流浪历险，偶遇年老的达洛卫夫人、博物馆变成卡夫卡的城堡、阅览室仿佛巨大的子宫……洛奇将戏仿手法和喜剧天赋发挥至极，向劳伦斯、卡夫卡、格林、康拉德、伍尔夫、海明威、乔伊斯等作家前辈致敬。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文学批评界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学界理论的影响，包括上世纪20年代苏联的“形式主义”理论、30年代“布拉格学派”理论、二战后法国人开创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适应竞争激烈的学术界，学者会有意无意变成类似“专业变戏法的人”，既需精通其道，又要熟练运用艰涩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理论的风靡拉大了学界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分野。而围绕现代小说文体理论展开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却成为洛奇“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小说”，一度风靡世界，包括中国。

　　另一部颇受关注的学院派小说《小世界》（1984）将目光瞄准学术名利场，故意敞开象牙塔的大门，揭示出一个群体的欲望和困惑，以及商业气息浸染下的人文精神危机。

　　“我想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处理形形色色相互竞争的文学理论——那些理论曾使文学界生机勃勃而又四分五裂，处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出版界和传播媒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当代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狂欢的本质是消解被崇高化的学院派神话。洛奇在《小世界》中，以群像式的视角、大量戏仿和拼贴的手法，搭建起不同人物命运交织的复杂网络，在人文精神式微的舞台中央嬉笑调侃，其志向超越小说创作本身，而直指当代文化之弊。

　　深思文学理论之潮

　　“小说也是一门语言艺术”

　　20世纪中叶，提倡立足于文本语义分析的新批评理论成为英美文学批评界一大潮流。自25岁起便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执教的洛奇察觉到，新批评派将语言二分为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诗歌语言和小说语言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为诗歌艺术是语言艺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小说艺术也是语言艺术；小说批评家就应该像诗歌批评家一样，对小说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不享有任何豁免权。”

　　和在小说中流露狂欢气质不同，近三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洛奇写下大量书名威严的文学批评著作，如《小说的语言》《现代创作的样式》《结构主义的运用》《巴赫金之后》等。

　　他反对绝对意义的“零度写作”，认为作品中的场景和情节应出于作者有意识的构想；强调读者对于文本建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个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图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导读者的反应，就像一个玩牌者不时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去看对家的牌，指点他该出哪一张。但愿我尚未因这样的错误而扫了读者的兴。”

　　大概是为了不扫作者的兴，学院派批评家戴维·洛奇在创作小说时保持高度的机敏和自觉：“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每个单词，都必须服从整个文本的统一构思。”

　　回望过去，洛奇发现自己真的“生逢其时”：第一代受益于1944年教育法案的英国人，出身普通，也能读书教书；英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在战后逐渐消解，见证了逐渐开放的社会风气；天主教的背景成为小说创作的源泉；科技不断革新的时代前后，仍能以写作为生，生活稳定。

　　暮年亨利·詹姆斯在失败的沮丧中，烧毁了和文学界名人往来的全部信件。而他的名字却随作品一道，被世人铭记、一读再读。在《作者，作者》的结尾，戴维·洛奇远隔时空，对亨利·詹姆斯说：亨利，无论你在哪里，请鞠一躬。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