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功利 关注人本身

　　当教育观念太过功利，想把人训练成不断创造利润的“机器”，教育的面向自然被窄化。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会被智能机器淘汰的忧虑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国家为了经济发展也日益把培养学生的经济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

　　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本身就有价值，以获利为中心的教育侵蚀了年轻人质疑权威的勇气和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弱势群体和不同背景的人的同情心，削弱了他们理解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既矮化了人，也不利于个体幸福和社会福祉。要想有一个人人在其中都能活得好的社会，我们需要的不单单是学习如何生产与工作，还要有关注人本身的教育。

　　玛莎·纳斯鲍姆的《功利教育批判》一书正是为了重申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她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布朗大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还长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合作，探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女性权利、残疾人权利、动物和环境保护方面多有著述和公共表达，对于古典和人文教育也是格外关注。

　　在《功利教育批判》中她专门探讨人文教育的作用和教育史上的优秀实践，期望唤起人们对日益被忽视甚而被讽刺为无用的艺术和人文教育的重视，认识到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培养社会成员身上的多重能力——批判性思维、对这个世界多元性的认知以及同情心和想象力，将教育和人文紧密联系起来，让更多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功利教育批判》中，纳斯鲍姆引领我们追寻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传统。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为了让雅典公民重视反思精神与辩论的价值，他不惜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苏格拉底认为，缺乏反思精神会产生许多问题。第一，造成目标的模糊性，人们没法确定什么是所处社会的最高利益，而有反思精神的人虽不能确保实现目标，至少会保证各个目标之间关系清楚，重大问题不因仓促和疏忽而被遗漏；第二，缺乏反思能力就容易受到他人影响，被政治鼓动家的错误观点所迷惑或者屈从权威和同伴的压力，批判性思维则是反权威的，发言者的阶级、名望和威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论中的论点；第三，缺乏反思精神的人往往不能互相尊重，他们更看重辩论的胜负，希望对方落败甚至羞辱对方，而苏格拉底认为在对话中应待人如己，对话的目的在于表明各人的立场，寻求彼此的共识。

　　因此，批判性思维对于培养思想独立的人和互相尊重对方理性的舆论氛围有莫大的好处，在这个日益撕裂的世界上，尊重个人异议的文化的养成，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也是防止暴政的必要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早有许多教育者试图通过实践将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日常教育当中。他们普遍反感鼓励学生被动性的、以讲述为主的教学法，尝试用提问的方式发展学生的主动性，也用各种方式培育学生的同情心和爱心。

　　比如发明“问题课”的佩斯特拉奇、“幼儿园”的创始人福禄培尔，都鼓励儿童积极主动、乐于探寻和提问，而不仅仅是接受；杜威注重在实践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强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学生就能学会提问，实践主动式学习；泰戈尔把学校描述成自治的共同体，鼓励儿童自己思考日常应当遵循的规则，在自治中锻炼自己的头脑；李普曼坚信年幼的儿童是积极主动、喜欢提问的生灵，他们的探索和质疑能力应当得到尊重和发展，他创造了“儿童哲学”，编纂了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教科书，让学生们懂得如何靠自己去研究苏格拉底的对话。

　　面向多元的世界

　　学习历史与经济的重要性

　　更进一步，纳斯鲍姆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众多问题是世界性的，如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环境和动物物种，核能的使用，劳工和儿童的保护等，这就需要一个人有广阔的眼光，了解多元的文化，而不仅仅关注局部地区，或者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和人群，否则就会变得狭隘，充满偏见，无法理解差别，理解其他人和人类共同体的需要和利益。

　　年轻人应在全球大背景中学习本国历史，同时也需要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作，每天的食品、饮料、服装从哪里来，经历了怎样的复杂劳动，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其间，过去的殖民主义、现在的大资本跨国企业如何影响各地的居民，决定他们的人生机会。

　　教育中还要加入历史、地理、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史、宗教研究等内容。泰戈尔重视消除种姓和宗教的隔离；杜威则强调经济史的作用，因为它不是王国和权力的兴亡史，而是普通人控制自然，使自由得到发展的历史。

　　这方面的学习需要循序渐进地贯穿学校阶段的始终。少年儿童已能理解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启发他们思考商品的起源，交换机制，从而思考世界经济如何运作，为使其成为有远见的消费者和投票者做好准备。

　　到了大学阶段，历史课程将越来越带研究性质，比较宗教学也会更复杂全面，学生需要切实了解经济学和全球经济运作原理，并且学习社会公正和全球公正的课程，还应该学会深入研究自己不熟悉的传统，掌握一些专门化的方法，学生可以独立去深入了解某一特定宗教，或者诸如乌拉圭这样特定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

　　学习历史不应该只是获得知识和信息，还应该教给学生收集和评估证据的技能，如何用证据论证结论，如何鉴别互相矛盾的陈述，运用批判性思维讨论和评估特定地域内权利和机会的差别，妇女和少数人群的社会地位，不同政治组织结构的优缺点等议题。

　　只有从人文学科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结合宗教研究和正义理论去教授世界历史和经济学知识，才能培养良好的世界公民，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公共辩论，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

　　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

　　游戏与艺术教育的目的

　　“有了知识，我们会变得有力量，但有了同情心，我们才能达到完满。”纳斯鲍姆引用泰戈尔的话来说明培育同情心的重要。同情心亦即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的感受的能力。英国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提出了用想象性的游戏来培养孩子同情心的方法。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只要一切正常，就能产生道德关怀。而游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让人们体验“他性”（otherness），自然就获得了移情的能力。游戏也是好奇心的来源，有助于儿童在友情、爱情和政治生活中健康态度的发展。

　　早期的教育家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游戏发挥着关键作用。福禄培尔主张将游戏融入教育结构，儿童需要操纵实物，借助想象将故事和人物性格赋予它们，去探索周围的环境，佩斯特拉奇则认为在游戏精神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儿童的个性。

　　艺术是游戏的延续。泰戈尔在自己开办的学校中引入了艺术教育，用角色扮演教学法要求学生以自己不熟悉的立场去思考；排练戏剧让对身体感到羞耻的女孩子能够自由地进行肢体活动——泰戈尔编排的舞蹈动作非常复杂，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舞剧的主题通常都有明确的男女平等观念。

　　这些舞剧的目的不但在于创造一些优美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各种艺术作品能够让人变换看问题的视角，带入环境不同、背景不同的人的生活，有助于将他人看成和自己平等的，有尊严的，有内心世界和有价值的人。

　　芝加哥少年合唱团也特别值得一提，他们只得到私人慈善事业不多的资助，团员却从最初25名发展到接近3000名儿童，其中80%处于贫困线以下。合唱团的出现弥补了公立学校中艺术教育的不足，还为孩子们提供了到世界各地巡演的机会。

　　合唱团里的黑人孩子可以在放松时演唱巴赫，并不认为那是别人的文化；以黑人为主的合唱团也愿意演唱希伯来民歌，让其中的犹太儿童感到被包容；当其中一个合唱团赴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尔演出时，他们的乡村音乐表演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加入演唱，会场呈现出一种相互包容和相互尊重的节日气氛。在合唱团中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在一起，演唱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也就使得他们尊重多元，习得相互协作，纪律和责任感。

　　书中的种种介绍和论述都表明人文教育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可以实行的，无论是艺术还是苏格拉底教学法，都并不昂贵。在实行人文教育方面，我们最缺乏的不是金钱的支持，而是反思精神和想象力，是去改变现状的热情和立刻就可以采取的行动。□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