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1)

　　1949年9月，82岁的张元济重游北京故宫，在保和殿前拍了一张合影。五十七年前，尚是清光绪年间，他正是在这里参加殿试，以二甲第二十四名的成绩成为新科进士。

　　将近一个甲子过去，初涉官场的青年才俊已是耄耋老者。张元济此番自上海来北京，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几十年间，他目睹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亲历了戊戌变法的风云，更不必说此后的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火……他先后见过中国几位“头号人物”——光绪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许没有第二个人做到。

　　和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张元济心中始终激荡着救国与强国的情怀。但不同的人在时代大潮之中会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主持商务印书馆五十年，那些印行几千万次的中小学课本、引进译介的外国名著、顺应潮流的刊物杂志、整理校勘的古籍史书，无不寄托着他“昌明教育”的心愿和努力。

　　10月25日，是张元济先生150周年诞辰。我们回顾他的一生，看到的是他作为出版大家的胆识与成绩，是他为人做事的境界和情怀，还有那一代学人心系国家、勉力求索的身影。

　　考中进士，却从大梦醒来

　　1867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八，祖籍浙江海盐的张元济出生在广东。他十四岁才随母亲回到老家，父亲却病逝在广东任上。海盐张家乃是当地望族、世代读书。所以尽管少年丧父，但张元济的读书、科举之路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他十七岁应县试，二十二岁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元济赶赴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并顺利考中进士，这时他的年纪只有二十五岁。和他同科考中进士的，还有同样来自浙江的蔡元培，两人的交往和友情正是从此时开始，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在科举功名这条中国传统文人的进身之路上，年纪轻轻就金榜题名的张元济无疑是幸运的。但个人的命运如何，终归要显影在时代与国家的大背景之上。张元济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和他们的前辈学人大不一样了。

　　得中进士之后，张元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乃是明清两代储备、培养高级文职官吏的部门，相当于官员的预备役；之后，他被授以刑部六品主事的官衔。而正是这时，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消息传来。败于日本给中国士大夫阶层造成的震动和耻辱感，是前所未有的，用梁启超的话说，唤醒的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张元济在1949年接受采访时也依然感慨万千，那时候“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

　　醒过来了做什么？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他们意识到，想要维新，要强国，读书人应该学习的东西变了。张元济和许多年轻官员常在北京陶然亭雅集，谈论朝政，交流观点，还和几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社团“健社”。1896年，29岁的张元济开始学习英文，因为这才是新的“有用之学”。

　　他学英文的进展很快，在当年6月致友人汪康年的书信中，张元济提及自己“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但想要探求强国之道，提升自己当然远远不够，他们在“健社”的基础上发起了“通艺学堂”，张元济为之出力最多。学堂在总理衙门备了案，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年轻官员和官员子弟。为了办好通艺学堂，张元济筹措资金、寻觅教师、托人购买英文书籍。他心之所系的，是“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他的努力，在不久之后换来了来自上方的回应。1898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五天之后，经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光绪帝先后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向张元济询问了通艺学堂的情况。皇帝的破格接见，是莫大的赏识，多年之后，即便张元济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了新的认识，也依然感念光绪帝的知遇之恩。

　　革职离京，一生事业转折

　　我们都清楚那场变法运动的结果——区区百日，以慈禧太后发起的政变和“戊戌六君子”的殉难结束。但在当时，光绪帝的行动点燃了一批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希望和热情。在那次召见之后，康有为在百日之内上了几十个奏折，性格沉稳的张元济虽然要慎重冷静得多，但也在谢恩奏折中用近乎七千字陈述了自己作为建议的五条总纲、四十条细目。

　　很快，政变发生，康梁出逃，张元济作为变革派的成员，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以传统的眼光看，这是对一个官员仕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晚清大厦将倾的动荡时局中，岂不又是莫大的机遇？新的事业正在前方等着他。

　　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元济一到上海，就进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负责筹办译书院。译书的重要性已经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主管南洋书院译书院期间，张元济重视的是政治、法律、商务等社科理论著作。他专门向更熟悉西学的严复请教：这几个类别该如何选书？是否应先翻译专门字典？将翻译外包应如何给费用？有哪些推荐的译者？

　　张元济本想邀请严复来南洋公学译书院担任总校，虽然未果，但是1901年，严复将自己的译著《原富》交给南洋公学出版。为了这部译稿，南洋公学支付给严复2000元的稿酬，并给出20%的版税——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无论是翻译的水准还是选书的眼光，严复都是一流的，这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先进又深具现实意义的。初涉出版界的张元济，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魄力。

　　1901年，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代总理，在译书院之外，又要负责教学方面的事务。但因为人事上的不和，他在几个月后就辞去了职务。同年秋天，张元济做出了一个很容易令人不解的选择，投资并加入了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厂——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家小厂的命运。而从此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也在最大限度上承载了张元济在国民教育上的情怀与理想。

　　（下转B03版）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