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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百年精神史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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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清朝末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印刷车间。

  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两个整数年,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整整一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的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

  当期的“献梦者”,还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142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244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追求,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旗帜。还有现任商务印书馆老总于殿利重重的言辞:“商务不仅是商务人的商务,它承载着中国几代出版人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追求。”

  三个来源

  藏书世家、传教士、新型知识分子

  一个新型的文化企业,它的出现往往有一个复杂的背景为依托。回顾商务印书馆的诞生,起码有三个主要来源需要承认:

  其一,来源于中国传统藏书、抄书与刻书产业,其绵延已达数千年。19世纪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出版业开始登陆中国,引起中国传统书业的变革。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的两个主要创办者与发展者,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

  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家,一般只介绍他们的美国长老会背景,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宁波鄞县三桥鲍家和慈溪乍山严家联合投资,就在宁波联合创办“汲绠斋”书局,附设作坊刻印古籍,曾经成为宁波五大书局之首。据载,清时宁波道台、知府等官宦,常服青衣小帽,到汲绠斋选购图书;入学儒生、候考童生,喜欢来购书看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时,鲍氏兄弟向汲绠斋求援。汲绠斋选派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后来汲绠斋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宁波总经销处。

  张元济亦出身藏书世家,其明末十世祖张奇龄斋名“涉园”,九世祖张惟赤是清顺治年间进士,开始着意搜藏图书,至乾嘉之际六世祖张宗松藏书之富达到顶峰,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著名。道光以后张氏中落,涉园亦毁于战火,到张元济时,只剩下涉园之名,无一册藏书留存。以此为背景,张先生一生立志恢复祖业,四处搜集先人旧藏,听闻钤有张氏涉园印记的书,更是不惜重金收购。因此有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的诞生。

  其二,来源于传教士的影响。他们为印《圣经》和传教资料,在中国兴办出版印刷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宁波鲍氏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即受美国长老会出版活动影响。一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早年就读于宁波教会学校崇信义塾,后来在教会出版机构华花书房做排字工。1862年华花书房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鲍哲才是创办人之一。他后来成为清心堂牧师,1875年曾参与创办《小孩月报》和《花图新报》。二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四位发起人鲍咸恩、夏瑞芳、高翰卿和鲍咸昌,早年均就读于教会学校清心义塾,毕业后在美华书馆学习出版、印刷和排字,后高凤池任美华书馆华人经理,夏瑞芳任《字林西报》植字部主任。三是商务最初的畅销书《华英初阶》等,作者谢洪赉的父亲谢元芳,是鲍哲才读崇信义塾时的同学。

  其三,来源于当时上海聚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如熊月之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戊戌变法时期约有1200人,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与传统士大夫比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较新的知识结构,有较好的西学素养,有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念,有比较相近的人生观。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元济先生正是其中一员。

  三位所长

  各擅胜场,情意笃深

  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年,编译所所长最初是蔡元培,接着是张元济、高梦旦和王云五,他们是百年商务内容建设的灵魂,又是极好的朋友。此处按下蔡先生不表,单说后面三位的故事:

  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重要背景之一是他的“翰林”身份,此称谓是学问与才能的代称。清末上海新出版兴起,许多机构如点石斋、同文书局,乐于聘请翰林主持编校机构。张元济受聘商务印书馆,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再者张元济不但翰林出身,而且熟稔洋务与新学,人脉丰富。如他在京为官时,曾为光绪皇帝找书,书目中有黄遵宪《日本国志》。那时找新书不易,张元济或将私藏及朋友的书拿出来晋献皇帝,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罢免。1902年张元济投身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梦旦出身桐城派古文名家,中过秀才。他是维新人士,与梁启超为至交,曾作为求是大学堂监督带领学生去日本留学。他认为教育改革的根本在小学,因此立志编教科书,1903年12月进馆,任国文部主任。1918年接任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完全自学成才,他来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在1921年胡适举荐给高梦旦。是年9月15日王云五来编译所了解情况,11月5日张元济日记写道:“又谈梦翁辞编译所长,荐王云五事。似太骤,可先任副所长,梦公仍兼所长。如兼管业务科事,则编译所事尽可交与王,而己居其名,俟半年后再动较妥。”11月13日王云五写出《改进编译所意见书》,11月21日张元济日记写道:“公司是日谈梦翁辞退编译所长、举王云五自代事。”

  高梦旦人品极好,被胡适称为“当代圣人”。1926年王云五遭绑架,高梦旦自己拿钱请人斡旋,将他救出。1936年高梦旦去世,王云五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高先生待我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王云五还说,高梦旦去世后,他在商务最好的朋友只有张元济,“即私交上亦无话不说,取代了梦旦先生对余之关系地位。”王云五曾两次辞任总经理,都是张元济极力挽留,甚至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己之计划也。”

  两个方向

  介绍西学与整理古籍

  1902年张元济来到商务印书馆,他为编译所确定四个选题方向,即编写新式教科书、翻译海外著作、创刊大批杂志和出版各类词典。其实还有一项,即中国古代典籍的收藏、整理与翻印。此处仅就中西文化传播略述。

  商务印书馆翻译海外著作的传统与生俱在。受时代影响,鲍氏创业时即有此志向。到张元济加入后,很快成为行业翘楚。后来请胡适、王云五加盟商务,也有助力绍介西学之意。商务翻译的著名项目如林纾、严复的译著,康有为称“译才并世称严林”。再如1908年,光绪开出40部“最后的书单”,其中35部出自商务,也都是各类译著。

  商务印书馆对中国传统典籍编印也有传统。比如1970年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讲到,商务建馆74年,出版图书数万种,其中有创造性的选题只有30种。而在这30种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占有极大比重,诸如:《辞源》《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国学基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古书今注今译》等。

  其中以《四库全书》为例,北洋政府时,叶恭绰提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张元济认为规模太大,只能分批进行。后商务印书馆有《四库全书珍本初编》问世。王云五到台湾后,从1970年开始在台湾商务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二集》,以后每年出版一集,1974年有一册《四库全书珍本别辑》,直到1978年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九集》,翌年王云五离世。另外近些年,《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作者卢仁龙,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完成张元济遗愿。

  据载“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3岁,骨灰安葬在上海联谊山庄,一个小小的墓碑上由陈叔通写碑文。1966年被暴徒所毁,其子张树年嘱托儿子与侄子,冒风险赶去山庄挖出骨灰盒,悄悄藏于家中,后迁到海盐张氏公墓入土为安。”

  张氏公募乃1926年张元济出资倡建。在张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韦力先生前往海盐寻墓,结果只见到“一片菜地和那个没有任何字迹的水泥碑,已然看不到任何跟张元济有关的痕迹。”

  □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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