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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畅谈 出版人的酸甜苦辣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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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董秀玉
林贤治

  自商务印书馆以降的120年,中国现代出版业从萌芽到发展,从几近废弛到涅槃重生,中间经历的不仅是排版、印刷、装帧方面的技术革命,更是几代出版家、编辑家的风雨苍黄。

  

  钟叔河 回味传统的苦涩

  钟叔河先生毕生致力于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将清末民初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的海外游记和观察做了广泛搜集整理,为人们还原了大变革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西洋文明冲击时的记录和思考。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终于在2017年将100本的丛书出齐,成为年内出版界的大事。

  新京报:今年,你主编的100本“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出齐,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横跨36年,历经艰辛,为何坚持出版这套丛书?这些清末民初第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海外观察,主要价值是什么?

  钟叔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古老”就意味着它具有生命力,但同时也易于走向封闭和保守。自航海大发现以后,西方文明加速发展,东方落后于西方。小国寡民的日本,因为有汉化的传统,将接受外来先进文明视作理所当然,而中国正因为昔日的优势,不能接受需要向“蛮夷”学习的事实。

  “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是中国第一代接触现代世界的士大夫,他们带着旧观念、也带着疑惑甚至抵触的情绪去看世界,他们有的甚至不是主动出国,而是被朝廷派出去的,或者是被外国传教士带出去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不一定很高,作品也并不都具有现代观点,但他们的记录和观察是有意义的,不只是一份历史文献,而是对今人认识世界有启发。让我们知道,文化交流并不会导致亡国灭种,而是会促进国家民族发展。

  新京报:这套丛书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当时的出版潮流是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和世界文学名著,你为何会将目光投向百年前的这个特殊群体?

  钟叔河:我在“文革”中入狱十年,在狱中反复思考为何国家会陷入如此境地,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轨,个人的不幸是因为国家没有走向世界。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出狱后便想做一套关于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书。

  当时,“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编委会所做的引进西学的工作,是符合时代需求的,但我认为走向世界除引进西学以外,还需要搞清楚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起步,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进步。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并清理掉,没有清晰的头脑,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中国近代史上走了很多弯路,曾经以为有了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但甲午战争还是一败涂地,这才意识到根源是制度和思想落后。回看当年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的思考观察,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新京报:搜集、编纂、校订这些文言文书籍,需要耗费巨大精力,也需要全面的编辑才能,一个好编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钟叔河: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治史者须具“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是见识。做编辑也如此,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是做一个现代人文学者的要求,具有人文关怀,有改变国家命运的理想,还要多看书,读书不设禁区。

  我的出版生涯只做了三件事,编“走向世界”丛书,以及编曾国藩和周作人的作品,后两个人的作品都是当时别人不敢去做的,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没完成,只是开了个头。

  董秀玉 感受时代的火辣热潮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主理老字号出版社数十年,创造了一次次人文出版盛况,退休之后又创造图书品牌活字文化。她说,“做了50年编辑,到现在还是恋恋不舍,看见一个好的题目,看见一本好书就特别兴奋。”

  新京报:你主持三联书店多年,总能敏感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回应社会的阅读需求,上世纪80年代译介出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90年代推出“学术前沿”文库,新世纪推出“西学源流”丛书,这些书都与当时国人的精神状况紧密联系,作为出版人,要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董秀玉:出版确实是一个时代感非常强的职业,出版人一定要敏感于时代的需求,因此出版人一辈子都必须学习,不断关注时代发展,才能通过出版物,以优秀的文化思想去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上世纪80年代,是人文精神大潮的时代,所以,关于人文精神、思想启蒙的书就出得很多;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整个社会在转型,一向以人文出版为主流的三联,也出版了很多经济类、法学类的社科书。

  出版人只有走在时代浪潮前面,才能给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新京报:你做了60多年的出版工作,从三联到活字文化,所做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对出版人而言,哪些东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董秀玉:其实,不管任何时候,出版人只要想一想,今天所做的工作会给后辈留下什么,对当今社会能否起一点进步作用,有良心有底线,那么做什么都不会太差。与时俱进和持之以恒并不矛盾,持之以恒是要坚守文化良心,与时俱进则是随着时代的脚步,适时传播提供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文化产品。

  新京报:你曾经说,“好编辑是一个出版社的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编辑?

  董秀玉:好编辑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出版人,能把出版的本义,即“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牢记于心,成为出版的基本准则,那他就具有了好编辑的最根本的素养。其他还有学习能力、编辑的专业能力(包括选题能力和案头编辑能力)、发现和团结作者的能力,和现在要求的营销能力等等,做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

  出版既是对几千年文明和思想的传承,也要反映今天的思考和创造,是每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这就要求编辑既对传统文明和思想有所了解,又能够对当下生活有精准的把握,从中找出符合时代的选题。只有这样,他的每一部作品才会对社会有益。

  优秀的出版社一定有很多优秀的编辑,优秀编辑是出版社的真正支柱。

  林贤治 编辑如写作,酸楚也无妨

  林贤治是著名的作家和编辑,他编辑了超过300本单行著作,还主编过“人生文丛”、“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等文丛,发掘提携了大量年轻作家。作家和编辑的两种思维,在他身上并行不悖,他说,“我像看待写作一样看待编辑工作,把出版的书刊看成我的作品。”

  新京报:你责编过的书超过300本,其中既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不乏文坛新人的处女作,你挑选作家和作品有何标准?

  林贤治:选编作家和作品,无论是学术还是文学,都得看专业性,所谓理论得像理论,批评得有创建,文学得有文学性。此外,要重视人类性、时代性、现实的紧迫性;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出版物,应当与人类,与广大民众当下的命运息息相关。除专业性外,我们要对作者和作品提出政治道德和人性道德的要求,就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品格。

  新京报:你责编的很多作品后来都成为经典,比如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个好编辑的眼光要如何练就?

  林贤治:一个编辑,应当不止于编,最好自己也能写。大量的阅读和适量的写作,对一个编辑来说,是必要的训练。不要陷入自己的所谓“专业”里出不来,不要讨厌政治,相反,要热爱政治,热爱社会,关注广大民众所关心的中心问题。

  新京报:有人认为编辑是“为人作嫁衣”,出名的都是作者,很少有人记住编辑,编辑的成就感从何而来?

  林贤治:编辑和写作一样,我并不觉得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我不在乎别人的观感和评论,惟忠实于内心的指示,我像看待写作一样看待编辑工作,把出版的书刊看成我的作品,因为我都借用它们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因此,对我而言,二者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

  新京报:除了编辑,你本人也是著名作家,你如何处理编辑和作家这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如何保持思想追求的一致性?

  林贤治:我坚持以写为主,以编为辅。白天编辑,夜晚写作,由于写作可以更充分地表达自己,因此,我更喜爱夜晚。辛弃疾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那里面有一种雄心,一种复仇般的意志,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定的东西。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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