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2)

　　（上接B02版）

　　2 中国往事

　　“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

　　“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曾经说过，如果你看一个东西久了，它就会回看你。我是个怀旧派，经常回首过去，所以过去也会想起我。”

　　——《酒壶杂忆（外三篇）》

　　1974年，利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机会，顾彬终于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现代汉语。深秋，他来到老师霍福民口中的颐和园，绕着昆明湖走过凤凰墩，经由绣漪桥，去到西堤的柳桥和镜桥看鸟。那时的颐和园安静寂寞，远没有今天熙攘的游客。顾彬坐在河岸边，喝着三毛钱一瓶的五星啤酒，“看日落，留在那里，享受黑暗”，第一次感觉“找到了自己”。

　　“七八十年代的北京是自行车的天堂。汽车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阳很慢。什么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为电不够用。1975年，七点钟之后的北京是黑色的。”顾彬最后一次在昆明湖看完日落，踩着脚踏车回去，他确信自己“不会再来了”：“西山的最后一缕光，讲的是另一种语言——一种徒劳的语言：我走，你来，我们没有时间了。”

　　三十余年后，已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退休的顾彬，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虽然西山就在他的窗外静卧，当年它向他讲述的语言却成了真。“那时我们对北京的低矮平房、周边的稻田地、清皇陵都很熟。以前过马路时，我们总是抬头看天，俯首看地，凭此认路，轻车熟路。”他摇着头：“一切都变了样。”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香山玉泉峰和香炉峰之间修起了高速公路，颐和园入口桃树林下建好了宽阔的马路，圆明园的寺庙被粉刷一新，老胡同和四合院所剩寥寥。

　　“现在的北京太快了。有中国朋友对我说，你们欧洲太古老了，太慢了。他们说得对，但我们是故意慢下来。慢自有它的好处。我一直觉得进步很可疑，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意味着毁灭，它是财富的一堵前墙，但很少能带来它所承诺的大幸福。”顾彬称自己是“怀旧者”，喜欢“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

　　上个学期，顾彬在北外开了一门“幸福的哲学”课，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人自身。“德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活的艺术（art of life）——人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怎么过好的日子？”

　　开课当天，只来了一个学生。

　　“现在男孩子娶媳妇一定要有房子有车，无聊死了。中国发展太快了，对人不好，你们60岁之后人就很老了，每天遛狗、聊天，生活完了。从德国哲学来看，中国人失去、丢掉了他们自己，好像根本不考虑自己。”

　　顾彬回忆起八十年代，那时的他是“一个穿着不适宜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衣不得体的德国人”，“曾是孔子的反对者，却很喜欢坐在文庙古老的雪松下，任由孩子们抱着他的腿嬉戏。”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映像。”他解释道。他的心，“更多停留在寺庙内部那些未被触及的东西”。

　　3 理解即误解

　　“完全理解另外的人或文化，是乏味和危险的”

　　“对理解的不确定，是现代最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因此，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人类的一种权力，也是我们寻求幸福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误解并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创造性的误解，而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错觉。”——《误解的重要性》

　　不管顾彬在多少场合解释，他并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样的话，反复重申他指的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的作品，2006年的“垃圾风波”还是会被反复提及、质疑、批评。顾彬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这个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包裹内容，语言本身就是内容。”

　　其实在那场风波发生之前，顾彬就在《幻想与幻灭之间》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梦想的幻灭”：年轻时想像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像中国学人一样了解中国文化，但“年龄却是不饶人的，年老之后，很多可能性便不再有了”，他最终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加上一句，“这样最好”。

　　正因为这份略带失意的不可能，才为跨语际、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视野和可能，才促使更多人研究、寻求不同文化对话的空间。十年前，顾彬想通了这一点。但他仍需时刻面对那些想不通的人，比如说“外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国”的人、动辄以“欧洲中心主义”否定他观点的人。“我当然没办法离开我的历史、教育背景和我的母语等。不过，我经常从王国维或宗白华来看中国文学……为什么中国人要求我们欧洲人应该从中国来看中国，但自己老从本雅明或从福柯的观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呢？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才搞他们需要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吗？”

　　顾彬的研究兴趣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各领域。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学者庞朴评价其“发前人之未发”。受鲁迅影响，他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六卷本的《鲁迅文集》。为在德国推广中国文学，从1989年起，顾彬主编了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袖珍汉学》和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两种学术杂志。90年代后期，他频繁到中国交流访学，先后在数所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中国和欧洲文化。

　　2008年，就在风波发生后的两年，顾彬历时五年半组织编写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其中《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史》《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他亲自撰写。由于当时德语世界尚未有一套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这套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关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考察，将三种视角结合起来：站在宗教末世论的角度，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承诺；将作家个体与国家、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把中国作家放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分析。他注意到大陆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过渡主义理论，“无法同意那种将从传统到现代看作是连续性过渡的流行观点，而想把这种变化阐释为一种深刻的断裂”。

　　2009年6月，在顾彬的推动和主持下，德国波恩大学召开“德国汉学百年”研讨会。1909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阁（Otto Franke）任教授并担任所长，成为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百年来，德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

　　在开幕式上，顾彬说：“我们这些汉学家在国内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正是由于我们著作的中译本，才使得我们在中国拥有了比在德国更多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书在改变着中国。而这是我们在几年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

　　4 诗歌与翻译

　　“语言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

　　“翻译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翻译好比摆渡》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顾彬常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习惯将“家园”说成“房子”，这样更“接地气”。学过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腊文、五年英文、两年法文、一年日文、大半辈子中文，顾彬承认自己的德文受到这些语言的影响，“是中文，是语言，让我找到我的路”。

　　自2011年起，顾彬撰写、翻译十卷本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大学》《中庸》《荀子》先后在德国出版。因其在学术翻译上的成就，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于2013年将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他，这是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奖项。

　　除古代典籍外，顾彬还投身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工作，将北岛、杨炼、张枣、梁秉钧（也斯）、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翻译推荐到德国。

　　因对诗歌创作和译介的热情，顾彬和诸多中国诗人都建立了深厚友谊。有中国作家造访德国，他会尽地主之谊，盛情款待，张罗“诗歌朗诵会”，请他们到家中喝酒谈天，还让诗人们借住他在柏林的住所。诗人顾城在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访学柏林期间，就曾和妻子谢烨搬进顾彬的住宅。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姐姐顾乡的新西兰家中，用斧头砍杀了谢烨，而后自杀。顾彬借《碎片——忆顾城、谢烨》一文，悼念两位旧友：“在忧郁者眼中，对绝对的渴望是与一种深层次的意识联结在一起的，以至于一切都显得枉然。”

　　顾彬遵守与诗人张枣的约定，于1999年将他的诗集《春秋来信》译成德文出版。2010年3月8日，张枣因肺癌病逝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顾彬在祭文《最后的歌吟已远逝》中写：“作为一位诗人，张枣是一个天才。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天资。他沉溺于饮酒和林地漫游。我们因此结交，我们也因此分离。”

　　时至今日，顾彬依然坚持用中文写作，虽然如今的中文已不再如过去那般优雅迷人：“电视的、街头的、网络的语言，多半是单调而乏味的；陈旧的、过时的、老套的语言，也无从连接当下的现实。这些都不应是文学的语言。”

　　但他选择不再批判，就像他选择重新爱上杜甫的诗一样。

　　“我们应该宽容一些。我过去的批评有点过分，因为我都是从鲁迅的标准来看中国文学的。这可能是错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是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