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里的性社会学

　　通常人们在提及“性社会学”时，更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社会学”，而是“性”。“红灯区”、“小姐”、“嫖客”，好像光是抛出这些称谓都能引发遐想，足够神秘。然而，对于性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越研究越会发现其中都是共性：性产业跟别的行业没什么两样，“小姐”跟别的人没有多大区别。

　　这是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不断跟学生强调的。他从1998年第一次去东莞开始“红灯区”调查以来，先后带领团队走过中国13个“红灯区”，接触过近1400位“小姐”、“妈咪”，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持续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感受她们的欢乐与无聊。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就是团队成员们在调查过程中的触动和感悟。潘绥铭和他的学生黄盈盈等人，用一篇篇研究手记带领我们去到“现场”，让“红灯区”和“小姐”不再是空洞和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一个个具体的、有感情、有念想的人。不仅如此，这些调查手记有别于力求客观的研究报告，带有很重的“我”的痕迹。研究者们除了关心“小姐”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在一句句真情实感的文字里袒露调查过程中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人在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认知经历和田野感受也反过来影响治学和为人。已经接棒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黄盈盈，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深圳“红灯区”时被前辈告知，“你要自甘堕落”，“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

　　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

　　新京报：最初怎么想起大家一起合写这本书？

　　黄盈盈：这本书聚集了我们长时间积累的一些想法，触及我们切身相关的田野感受。好多人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悬挂起来，但在这本书里，很难说主角就是我们，但至少“我”的痕迹是很重的。这些弥散在潘门聚餐时有趣且重要的八卦，在目前的学术期刊上是发表不了的，所以大家觉得不如写成一本调查笔记出版，不是特别严肃，也不用循学术八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本书从策划到最后出版，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潘绥铭老师。我是沾了大家的光。只是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本书，从交给第一家出版社起，居然三年后才面世。

　　新京报：书中很多文章都提到，在性研究路上摸爬滚打多年后，很多想法都会有变化。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盈盈：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态度上的：千万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千万不要轻易同情别人。说实在话，“小姐”的生活和我的校园生活是挺遥远的，不用刻意去掩饰这种距离。不过，如何对待这种差距，则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门学问。我在研究中首先学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平常心，时刻反思要如何去面对跟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被社会理解的人。

　　最初我也有一些高大上的想法，后来被狠狠地击碎，跌到地面。住在红灯区，有一些特别琐碎的生活细节，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的活法，以及自己的可笑，也更能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学术即生活。所以说，“红灯区”研究带给我的最大影响首先不是学术上的，而是为人处世，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去看不同的人生。

　　心平气和地去了解这个人群

　　新京报：做“红灯区”研究，切实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黄盈盈：跟“小姐”人群接触时间越长，我的情感与立场的卷入也越强。我认为，这才是合乎学术伦理的。她们不光是处在社会的边缘，道德的边缘，还处在法律的边缘。对很多人而言，“扫黄”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扫黄”所指向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性（也有其他性别）。她们平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就因为她做的是这行，就成了被暴力清理的对象，很多人还拍手叫好。这本书的用意之一，也是希望以带有温度与感情的文字，让更多的还愿意读一读的人能够稍微心平气和地走近这个人群，了解这个人群。不求你支持人家，但至少不要妖魔化，更不要以为清理了“污垢”而后快。

　　我们碰到太多的指责。说你们为这些人说话，觉得她们需要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在鼓励所有的女孩子去干这行吗？社会不就乱套了吗？会吗？不会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生活境遇与选择面也不同。“性”的议题，特别容易引起道德恐慌。不光是小姐，同性恋、变性人议题都存在类似的“滑坡逻辑”，认为他们该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在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不公平。

　　我并没有奢望我们的研究会带来法律政策层面的改变，但是如果能够改变一些读者对“小姐”及其他边缘人群的看法，多一份平常心与同理心，那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做性社会学研究的人，经常也会被学界认为是一小撮人在自嗨，那也未尝不可。

　　“红灯区”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追求“一种更加接地气、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间智慧”，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多时候确实无法用概念和框架去套。

　　黄盈盈：是的。生活挺复杂的，也有很多暧昧在里面，这个我们其实都懂。我们拿概念说它的时候，是在切割与简化它。当然，不切割也是做不到的。但是要小心的是，概念用着用着，就变成了生活，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更要命的是，不符合概念框架的就被当作异类，被净化掉，以满足我们对秩序的渴求。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学者是在拿概念去套生活，不接地气，也没有给予生活基本的尊重。反而，在我们碰到的这些低学历的各色人等中，看到更多的生活智慧与社会洞见，甚至更符合人性。

　　新京报：做了这么多年“红灯区”研究，有什么有意思的观察吗？

　　黄盈盈：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在变，红灯区在变，中国社会也在变。当我们把这个时间线一拉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会浮现。比如，“70后”、“80后”、“90后”的“小姐”已经呈现出年代的差异。我早年碰到的“小姐”会攒钱，想着以后做个小买卖，可是近些年碰到的小姑娘，玩性特别大，以至于我们在夜总会门厅里可以看到“不准跟客人抢酒喝”、“不能跟客人抢歌唱”的警告牌。

　　网络及各类交友软件的发展，在改变做生意的方式的同时，也在模糊“小姐”与“非小姐”的界限。而“小姐”们跨境流动的加强，也把我们的视野带向巴黎的街头、非洲的某个地方…….我最近一直想做“小姐”的口述史、红灯区的变迁研究，因为，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社会的缩影。

　　【笔记摘录】

　　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

　　——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在我看来，对陌生人的好奇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他们睁大眼睛，掏空自己，汲取着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并把它们呈现出来，供人思索，发人警醒。他们像是整个社会躯体的解剖者和病理分析师，但每一个细胞在他们眼里却都是独立、完整的生命。就像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宝藏。

　　——王昕《疏离与亲密》

　　请初学者一定要心态平和并保持敏感，因为每一个被你敲开的门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听，不是只带一副耳朵就可以；想要听，请放下你的评判和偏见；想要听，你还要随时准备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准备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

　　——杜鹃《非典型“性”调查》

　　【延伸阅读】

　　《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

　　作者：潘绥铭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8月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

　　版本：群言出版社 1999年1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