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鹦鹉案”二审 律师作无罪辩护

　　■ “深圳男子出售自养珍稀鹦鹉被判5年”追踪

　　深圳男子王鹏出售自养珍稀品种鹦鹉，被判刑5年一案持续引发关注。

　　昨日，深圳“鹦鹉案”二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二审辩护律师为王鹏作无罪辩护。新京报记者获悉，庭审中，一审适用法律成为控辩双方焦点。公诉方认为，王鹏出售的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王鹏对于相关法律的不了解，不应成为轻判理由。辩方则认为，一审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该案昨日并未当庭宣判。

　　出售自养珍稀品种鹦鹉被判刑

　　深圳“鹦鹉案”，因一只在工厂内落单的鹦鹉而起。

　　案件当事人王鹏今年32岁，老家江西九江，曾是深圳一家数控设备厂的工人。2014年4月，王鹏一名曹姓同事在厂区内捡到一只落单的鹦鹉，并将之带回宿舍。由于王鹏对鹦鹉很感兴趣，曹姓同事便将之转送。2014年5月，王鹏从网上购买一只雌性鹦鹉与之配对。

　　此后，两只鹦鹉以惊人速度繁殖，一年后即已达到40只以上。2016年4月初，王鹏将其中6只鹦鹉，以约3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朋友谢田福。警方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6只鹦鹉中，除4只为玄凤鹦鹉外，有2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属于受保护物种。

　　谢田福因购买鹦鹉被警方抓获，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6年5月18日14时，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将王鹏刑事拘留。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

　　一审判决书显示，王鹏的辩护人认为，其养殖鹦鹉并非用于出售，应予轻判，而在宝安法院的判决中，则将其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的鹦鹉为人工驯养，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此作出如上判决。

　　公诉方补充大量证据二审未当庭宣判

　　一审判决后，“鹦鹉案”引发舆论关注。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王鹏的妻子任盼盼强调，丈夫出售的鹦鹉系幼鸟，原因为家中小孩生病，需要更多精力照料，无暇顾及幼鸟成长，故而出手转让给有养殖经验的朋友。从这一角度来看，王鹏出售鹦鹉并非为牟利，其主观恶性较轻。

　　案发后，任盼盼提出上诉要求，并被受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接手此案，并为王鹏作无罪辩护。5月12日，徐昕前往深圳中院阅卷，在此期间，公诉方补充大量证据资料，案件相关材料从5本增加至36本。

　　昨日上午10点，“鹦鹉案”二审在深圳中院刑事审判区第九法庭开庭。开庭前，王鹏的辩护律师徐昕表示，将为王鹏作无罪辩护。新京报记者获悉，庭审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上午为辩方举证，下午为控方质证。庭审中，王鹏坚称对于相关规定不熟悉，“不知道这是犯罪”。

　　昨日，该案未当庭宣判。

　　■ 焦点

　　双方对适用法律见解不同

　　本案中，适用法律成为控辩双方焦点。公诉方认为，王鹏出售的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辩方则认为，一审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检方 不懂法不应成为轻判理由

　　公诉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王鹏出售给谢田福的2只绿颊锥尾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法院应予以认定”。

　　公诉方表示，王鹏对法律不了解，不应成为轻判理由。其中一项证据为，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54种可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中，鹦形目中只有5个品种，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小金太阳鹦鹉不在其列。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已经明确将“驯养繁殖的物种”列入刑法保护范围。

　　辩方 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问题

　　徐昕认为，《刑法》规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含义是确定的，即所涉物种必须是“珍贵、濒危、野生的动物”。徐昕据此认为，野生动物指生存于野外环境、自然状态下的动物，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育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野生动物。

　　徐昕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属于“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不应适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徐昕表示，即便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诸如大熊猫、华南虎、朱鹮等较为特殊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其物种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确有通过刑法保护的必要，但按照这一标准，自我繁殖能力较强的鹦鹉不应在此列。“这类案件最大的问题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问题。比如，《动物案件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 声音

　　专家：更新珍贵濒危物种名单值得研究商榷

　　关于“鹦鹉案”，法律界尚有不同意见。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撰文指出，王鹏作为一名鹦鹉爱好者，具备鹦鹉人工繁殖和饲养技术，还经常与网友交流饲养心得，却辩称不知道所养鹦鹉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不合常理。

　　此外，金泽刚认为，在刑法中，一个人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被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但是，无论是基于刑事政策还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违法性认识错误几乎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指出，部分被纳入珍贵、濒危物种名单的野生动物经过人工繁殖、合理保护等手段，其数量和种群已经大大超出了保护的范围，此时是否对珍贵、濒危物种的名单进行更新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但这种修改或更新是要通过立法环节、而非司法环节来实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