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留置“留痕”，可防止“留置权”任性

　　■ 观察家

　　如果还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防止监察委权力滥用，并且对其工作进行保护、支持而不是妨害，当然就有必要积极引入。

　　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布，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草案》共十章，六十七条。除了规定监察委由各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其权限涵括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使公权力情况、职务违法与犯罪等公众关心的问题外，对于作为其“杀手锏”的留置权的行使，第二十四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具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等4种情形时，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该条既规定了四种必要情形，又将留置前提设立在被留置人涉嫌职务犯罪，且已掌握部分犯罪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并且还须经依法审批，加上有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确实让人相信可以“把监察权关进制度笼子里”。赋予监察委监督查处其他权力的任性，就应当首先防止其自身任性、不滥用。

　　然而，以往经验告诉人们，有些时候，各部门间往往联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一些自我监督制约措施更容易沦为虚设。近年纠正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中，监督制约机制时常失效，也可以证明这点。

　　因此，如果还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防止监察委权力滥用，并且对其工作进行保护、支持而不是妨害，当然就有必要积极引入。要知道，《草案》规定的留置期限远长于刑事拘留期限，因此也就更有必要进行有效监督。

　　众所周知，为治理司法干预顽疾，中央提出了案件干预留痕制度，被认为很有效。《草案》本身也规定了干预留痕制度，第五十六条规定“对监察人员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托人应当及时报告并登记备案。”“发现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并登记备案。”

　　其实，也可以把留痕制度运用于防止留置权任性方面，亦即把启动留置权时所掌握的犯罪事实与证据进行固定、留痕，以防止有监察委人员滥用职权，违法行使留置权后再补充应予留置的证据，用事后调查的证据倒过来证明行使留置权的合法性。

　　鉴于此，建议在《草案》第三十九条增加一款，规定：“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固定所调查的事实与证据。”“召开专题会议时，应将谁提议采取留置措施、谁第一个同意、谁起主要作用以及方案确定情况等记录在案。”在第四十一条，应在“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后面紧接着规定，“将固定的调查事实与证据（或复制件）一同上报。”在第六十条，结合采取留置措施时的证据不充分、调查不实以及相关决定人不负责任等情况，对追责情况重新进行细致、可操作的规定，以及有必要规定，调取到新的证据、查出新的犯罪事实等情况，不能成为采取留置措施失当的理由。

　　切实有效地防范权力滥用，不仅能防止工作人员任性，防止用公共财政为权力任性买单，也会倒逼着工作人员的工作更扎实、有效，更负责任。

　　□吴元中（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