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愚公”杨维骏：绝不向谬误退让

　　午后阳光打在堆满药盒的茶几上，杨维骏蜷在小会客室的布艺沙发上。金边眼镜后，他松弛的眼皮下垂，不禁打起盹来。今年，他95岁了。

　　7年前，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往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为民请命。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不为自己为群众的纪录。

　　如今，他头发花白，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小碎步地向前挪动。脑供血不足、失眠、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接踵而至，杨维骏每天吞咽十几种药物。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读报、接待访民、更新博客，看电视新闻，向省级官员反映问题……每当与人谈及反腐的话题，他像是打不倒的“愚公”，手举为民反腐的大旗，口中念念有词，“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信访接待室”

　　杨维骏住在昆明市金牛小区二区的三层别墅内。作为云南省副省级以上干部的住宅区，想要见一面杨老，必须通过电话预约、物业登记、武警放行的一系列程序。

　　这些年，随着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走进大众视野，他的家也随之变成了“信访接待室”。

　　来访者以农民居多，五个八个一起来，一站便是一屋子人。

　　9月30日下午4点，访民周红（化名）匆匆走进杨老的小会客室。周红是杨维骏最熟悉的访民之一，相识8年，想将当天昆明市某区村土地被抢占的事向杨维骏汇报。

　　“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人受伤？”杨维骏语速极快，有些着急。

　　听说有80多岁的老人手被打骨折了，他的脸黑下来，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张律师吗？……你给当地公安局长说说土地那事，让他们停下来，别胡来。”

　　周红说，为了这4万亩基本农田的事，杨维骏比她还上心。几个月前，杨维骏还坐着公车去省委找领导反映情况。负责人不在，杨老连中饭都没顾得上吃，在值班室坐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些年，等待回应成为杨维骏举报后的常态。

　　云南的官场上，没人敢和杨维骏走得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党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对杨老敬佩又疏远，很多有问题的官员怕杨老三分，都有些避讳。

　　打抱不平的义士

　　“直言进谏是他最鲜明的个性。”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党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是杨维骏最得意的战果。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强征民地、强拆民房的道路。云南已变成白氏天下，白氏以权代党，代法，压民，无所不为。这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白恩培不予理会。有一署名“好心人”写信告诉杨维骏：被杨举报的一名高官在机关里当众说杨维骏这个老家伙居然敢举报我，我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92岁高龄时，他又借来北京看病之名，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信访局，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

　　十年前，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多家单位将被强行拆迁。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过问。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宴请老干部吃饭。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没有直接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省级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昆明市委统战部长到杨维骏家里说“仇书记很关心圆通寺”。杨说：“寺庙非国有，是宗教信徒所有，要把藏经楼作为烂尾楼处理，是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事若被藏独得知定会以此攻击我国政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仇和定会被严处。”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甘当除棘一愚公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曾暂代畏敌逃离广州的蒋介石、任孙中山的参谋长。父亲率少数兵力击溃来犯的南北军阀，解了孙中山广州大本营之围。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许多村民和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杨维骏在上海小学五年级时，便参加上海学生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本班学生推举参加全校抗敌后援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他在云南大学学习期间，带头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被选为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曾被特务打伤。之后加入中共领导的民青，毕业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1949年他在中共华南局书记方方指示下，进行策动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工作，对卢汉的起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1958年，因受费孝通事件牵连，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错被打成右派，在苦难的劳动改造中，他苦苦寻找“中国是怎么了”这个问题。文革期间他认真研读《马恩文选》终于从中找到了马恩明灯和精神支柱。他带着问题学《马恩文选》，学《毛选》学《邓选》，撰文与郭老辩论古代史分期问题，他为回民领袖杜文秀平反。他撰文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伟大。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不切合实际，会损害人民利益。

　　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又因坚持反腐，本来还可继续连任一届的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也不再连任了。他赋诗一首自勉：

　　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退下来后，他去美国探望在那里定居的儿子。同时，借机了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实况。他撰写了一长篇《访美侧记》，他自称通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帝国主义之所以还能存在，主要是电脑的出现，打破了垄断的优势。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他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近两三年，杨维骏一刻也没闲着。

　　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建人随嘎的土地使用证被强收，损失180多亩文化园区，杨维骏从中斡旋，使得其重获土地；

　　金牛小区一区的早餐店生意红火，被物业觊觎，租期未满就要被赶走，杨维骏去评理，早餐店保留下来了；

　　社会上不理解的人也有，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小会客室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想再活久一些”

　　多年前，女儿定居北京，儿子在美国工作，两人一年回家不过一两次。三层高的别墅，只有杨维骏和爱人、保姆三人居住，略为冷清。

　　到了颐享天年的年龄，杨维骏却愈发追赶着时间。养花、逗鸟、打拳等老人热衷的娱乐项目，他一样不沾。“我很忙，哪有时间搞这些闲事。”

　　每天七八点，他起床后便开始拿起军用放大镜，翻阅《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版面的新闻标题，晚上也一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

　　小会客室里有一个泛黄的记事本和一部电话。本子的开头几页已经掉线，有的页边角全部破损。他每天翻看，平均每天要打七八个电话出去：询问农民的生活近况，请教律师专家一些国策法规，再向记者反映一些云南的贪腐问题。

　　2011年，杨维骏让女儿帮忙开通“直言”博客，其内容也是他层层把关。举报材料大多由杨维骏自己手写。

　　因为视力不好，他无法使用电脑发文。每隔一周，博客更新举报内容，他总是走到500米外的小区前门左侧打印店，托店员帮忙打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校对无误后，再让店员帮忙发到博客上。

　　杨维骏觉得值。此刻，打开“直言”博客的页面，显示访问量近65万，共43页举报内容。在他看来，博客每天的点击量就是群众支持他反腐的表现之一。

　　这位穿着格子衬衫和米色轻薄夹克的老先生，腿脚还灵便时，常一个人跑到一区的接待室接客，或者跟随访民坐车出去考察，一忙一整天不沾家。

　　只是，这三年，杨维骏不得不面对身体机能加速衰退的现实。三个月前，他散步回家，上台阶时因没看清路，摔了一跤。再站起来，头晕眼花，脚已经迈不开步伐，只能“哒哒”踩着小碎步，记忆力也严重下降。

　　如今，杨维骏已经三个月没再去门口的打印店，出门也只能由保姆推着轮椅，在小区内晒个太阳。看望他的故友也在逐年递减。四年前，还有七八个老战友聚在一起给杨维骏庆生日。去年，只来了86岁的杨靖华一人。真的都老了，杨维骏忍不住感慨。

　　“力不从心、力不从心”，杨维骏形容自己的状态时，反复说着四个字。

　　十多年间，杨维骏接待访民、处理求助，帮人写举报材料，还要去领导办公处反映情况，用脑过度加之精神压力大，熬夜、失眠的症状，他早已摆脱不掉。

　　医生给杨维骏看病，发现杨老肌酐偏高，多次劝他尽早放下手里的事。

　　杨老现在还是放不下。一坐下来，他便向记者聊起访民向他反映的各类问题，连说两个多小时也停不下来，一股精气神儿又回到了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身体里。

　　杨维骏还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七八十万字，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文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杨维骏称，这是他的人生格言。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近五年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维骏：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老了，身体差嘛，我就着急，怕自己还没有看到云南反腐的基本面获得好转，非常急切。

　　2

　　新京报：这五年来，你经历最美好的事物和最遗憾的事物是什么呢？

　　杨维骏：最高兴的还是看到白恩培落马了，云南最大的腐败分子终于被查了。遗憾的话，还是觉得云南很多农民的农田被强征的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云南的反腐能够有更多的突破。

　　3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杨维骏：希望云南地区的反腐能够取得基本上的胜利，就是把白恩培和仇和的余党能基本肃清。

　　4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想对国家说什么？

　　杨维骏：总结为一点就是，习总书记强调的那句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机制上要从个人决策转变为科学民主决策，体制上，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起来。

　　5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对社会的期许是什么？

　　杨维骏：我希望能建立和组织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形成向上献言献策的通道。

　　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