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真正的企业家不会移民

　　在福建福清，福耀集团的员工会在早上7点30分准时到园区上班。

　　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舵者——曹德旺，今年71岁了。他在玻璃行业已经做了整四十年，保持着早上四五点起床工作的习惯。

　　员工都知道，他依然记忆力好、思维清晰，“工作起来精力非常旺盛”。

　　现在，他“一半的时间，在国际上飞来飞去”，全球8大汽车厂商都是他的客户。“我英语讲得不错，会讲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就这三句。”他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最适合我的，就是中国。

　　他把在美国建厂视作一生心血的证明，却遭到质疑——“曹德旺跑了”、“赴美投资受挫”等。“为什么我们允许奔驰、宝马、波音、通用这些大企业到中国投资，就不能接受我们去他们国家投资？”他至今不解，甚至觉得“很丢人”。

　　“玻璃大王”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信佛，大多数时候从容、随性。他认为“金钱不能传承”，从创业之初就不断散财。

　　从1983年至今，他捐出110亿。媒体称他为“中国首善”，他不认，拎着两瓶茅台去拜访了袁隆平。他称袁隆平是首善：“评选首善的标准，不能只盯着捐了多少钱，也要看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

　　谈海外投资

　　不会退回来，在美国会追加投资

　　新京报：今年6月，福耀赴美建厂遭遇风波，舆论很关注。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曹德旺：美国做得不错。一个工厂几千人，队伍的集合训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各方面融洽地配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劳资双方的关系很融洽。美国工厂的工人每个月都在增长，8月份时2000人，现在大约3000人。国内过去的技术员要带徒弟，成功的时候双方都有奖励。工人的积极性很高，培训成功的美国青年有可能从蓝领走向白领。

　　新京报：我看了半年报，福耀美国上半年仍是亏损，最新的经营情况如何？

　　曹德旺：美国去年10月份才建厂，现在边做边调试。那么大的工厂，上半年亏损是正常的，在计划内。美国（工厂）6月份盈利，7月份又略亏了，8月份又有盈利。它是一个爬坡的过程，比如，新的工人进来就要付出培训费用。现在看，趋于稳定了，今年下半年美国几个公司，都要向集团贡献利润。

　　新京报：在美国的建厂经历，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

　　曹德旺：在每一个国家建厂都是输出我们的技术和文化，也学了不少东西。美国员工他需要你讲清楚具体做哪些、怎么做，比较机械。当讲清楚之后，他的执行力比中国工人还高，一板一眼。标准化的生产、产品质量的稳定，需要这种精神。

　　新京报：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未来福耀集团比较理想的商业格局是怎样的？

　　曹德旺：全球化。我们不会退回来的。我们是全球化的企业，我希望中国人能理解这一点。我们今年在德国建厂，还会继续在美国追加投资。福耀的品牌在不断壮大，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只要有需求，就会马上补上。

　　新京报：之前质疑你逃跑的言论没有影响到你。

　　曹德旺：对我不重要，但是会觉得很丢人。外国人会笑你，中国人这种水平，太幼稚了。

　　所有海外公司都是福耀集团在海外投资的，福耀集团在中国注册，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如果我不减持福耀股票，我跑得出去吗？我是中国的企业，把钱赚了，还会把钱拿回来。

　　为什么我们允许奔驰、宝马、波音、通用这些大企业到中国投资，就不能接受我们去他们国家投资？企业国际化是高段位、高品位的象征。我是去投资的，不是人家讲的资产转移。

　　新京报：如何评价这些年福耀在俄罗斯、美国等海外的投资？

　　曹德旺：非常正确。

　　1997年，我们应俄罗斯杜马邀请，第一次到俄罗斯考察。我花了17年时间跟踪考察，2014年才正式建厂。美国也一样，我从1995年开始试投资，直到2014年大规模投资，花了19年。如果只做国内，中国只能买我一半的玻璃。我们跟美国做生意是花钱打了官司打出来的（国际反倾销诉讼）。现在海外市场占福耀业务的一半，明后年要超过国内市场。我不知道中国人愿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新京报：你在自传里提到，把美国的项目建设好，是今生今世最大的任务。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曹德旺：2010年，我们和美国通用汽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承诺必须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在美国建厂，提供产品。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兑现承诺，这是一点。第二，在美国建厂，对我一生的心血是一个证明。我白手起家，从零做到在美国建厂，并成为他们的主力供应商，

　　对我来说，当然很重要。

　　谈制造业升级

　　不要讲大话，抓紧跟上去

　　新京报：我注意到，福耀玻璃是中国制造2025的试点单位，从去年开始落地工业4.0。对一个传统企业来说，国际化与智能制造同时展开，有没有压力？

　　曹德旺：工业4.0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重点做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实际上，企业现在压力很大。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尖上，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对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产品安全、舒适、轻量、智能。

　　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牵涉到半导体、材料、装配等一系列技术，后端还有工厂的设备更换。花钱的同时，还要考虑市场会不会变化。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跟进？投入之后，能不能做起来？要做全球最强的汽车玻璃厂，我们必须引导时尚的潮流，推动产品的更新换代，这都是非常大的压力。

　　新京报：现在有没有摸索到智能化的路径？

　　曹德旺：我们不是摸索，这不算发明，现阶段我们只是把别人的发明拿来用。比如，我们用了法国达索的系统，是人家开发的系统；美国奥睿科系统，这是美国人的产品。我们跟我们企业的管理融合，这是下端的，已经挺难了。

　　那些软件是人家几百年制造业大数据沉淀下来的东西，我们工业化的时间太短了。从工业发展史上看，是正常的。我们应该承认现实，虚心一点，不要讲大话，抓紧努力跟上去。一个事业的成功，需要努力的同时，还需要时间来沉淀它的文化。

　　新京报：“脱虚就实”是政府一直在提的投资方向。你如何看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曹德旺：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说，现在很多人都在骂金融，谈金融就色变。我认为不对。什么叫金融，它就像人类当初发明的钢铁。早期，钢铁被人们锻制成犁、耙子、菜刀、打猎的工具，提高了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后来，有人把它变成枪、火炮、原子弹，变成凶器。金融行业最初的设计是服务于产业的，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处理方式出了问题。

　　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虚拟经济。现在谈“脱虚就实”，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把钱投向实体的哪一块，房地产、面包店、制造业都是实体，要投哪里？这要根据市场需求。

　　新京报：很多人可能觉得中国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了。

　　曹德旺：低水平的、同质化的重复建设，才造成产能过剩。投制造业要投有市场的、有竞争力的行业、企业。

　　新京报：你认为，在制造业上，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哪里？

　　曹德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里根总统任上推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培养了华尔街和硅谷。制造业是肮脏、落后的代表，转移到落后国家去做。我们80年代派了很多干部和学生去留学，学到的是它后端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工业化，看到的是美国做“去工业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痛定思痛，提出来恢复制造业大国地位。中国人应该总结下这其中的经验。

　　谈奋斗经历

　　干房地产，差点倒掉

　　新京报：在40年的创业经历中，有没有艰难落泪的时刻？

　　曹德旺：落泪算哪一路英雄好汉？一切困难都是成才路上所加持的，终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还没有解决，就是办法还没有找到，多动一些脑筋，找到就解决了。

　　最艰难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向银行申请3万块贷款，从高山到福清，40公里路，跑了十几趟，花了3个月时间，现在是不是很好笑？以前觉得很困难的事，放在现在觉得好笑。

　　新京报：创业初期，你曾涉及过房地产，但后来选择了更加专业化的道路。为什么？

　　曹德旺：那时候没见过钱，能拿到2000多万觉得是天下最有钱的人了，结果干了房地产，差点倒掉。人家跟我讲，你不能什么都做，要清理项目，只留最中意的，其他都重组掉。

　　新京报：后来再也没有考虑过多元化投资吗？

　　曹德旺：房地产市场起来的时候，主要因为两个问题，我没有做。第一，发行股票的时候我们对股东承诺的是，福耀是做玻璃的，做人讲话要守信；第二，做企业家，本领有大小，钱够花就行了，别人做得好，你去伤害了别人的利益，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懂不少行当，社会关系面也很广，但我死守最不赚钱的制造业。如果没有三十年“错误”的行为，就没有现在的本钱。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财富？财富是可以绵延不断的吗？

　　曹德旺：金钱不能传承，传承的是事业、家风和人品。各国政府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财富都要被调节。财富本身也是身外之物，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孩子会很有本事的话，倒不如不生他。所以我到处捐赠，与民共享。

　　新京报：迄今为止，哪本书对你影响比较大？

　　曹德旺：第一本是，英国哲学家斯迈尔斯写的《人格是个人力量的源泉》。在我创业初期看的，他讲人再穷都没关系，关键人品、人格不要丢，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我看完之后建议图书馆买了200本，让员工借阅。

　　第二本是《曾国藩》，当时跟《胡雪岩》同时出来，我两本都看了。胡雪岩是红顶商人，曾国藩是官员，最后的实力可以跟清朝抗衡，但他自削兵权，遣散湘军，以国家社稷和人民利益为上，千秋伟人体现在这一点。

　　新京报：你做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曹德旺：我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最大会被人家比下来，除了最大，还要最强。要跟着时代的步伐，引导时代的潮流，做一个受尊敬的、伟大的企业，这才是真正的目标。

　　谈企业家精神

　　真正的企业家不会移民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企业家精神？

　　曹德旺：企业家本身是创业者，要对人民、社会和国家有担当，以报国为民为己任。2009年我把自己及家族名下3亿股股票（当时市值35.49亿）捐赠给河仁基金会。做慈善就是学做人，吃得太好太胖，就要削减，把自己削弱一点。

　　新京报：你1995年拿到美国绿卡，到了2005年又退了。为什么？

　　曹德旺：1995年在美国投资，我把工厂卖给法国圣戈班，它控股。怕别人说，办不好厂，是我在中国搞鬼，所以就移民到美国。但那几年是赔钱的，规模也不大，我们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做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福耀将来会是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那时奥迪、通用跟我们签了长期战略合同，在国内形势也很好。我发现曹家不能移民，否则中国汽车玻璃就没有了。就跟老婆孩子商量，全部搬回中国，绿卡都退回。

　　新京报：你是很有使命感的。

　　曹德旺：真正的企业家不会移民，那些移民的小老板也不要计较他们。做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他会有历史责任感，否则你跟历史没办法交代。我英语讲得不错，会讲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就这三句。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最适合我的，就是中国。

　　我很自豪很骄傲，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一不走私，二不偷税，三坚持做制造业，四我在股票市场表现不俗，连续23年净资产复合增长率做到22.47%，我没有做乌七八糟的生意。

　　新京报：福耀内部接班的事情目前进展如何？

　　曹德旺：福耀现在3万员工，产生一个接班人肯定有，这个产业本身是中国的产业，曹家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几，没有必要那么担心。

　　新京报：有评论说，你如果离开可能会是福耀面临的最大风险。

　　曹德旺：那不一定。圣戈班从创业到现在经历多代，不也挺好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新京报：现在生活状态和节奏是怎样的？

　　曹德旺：越来越忙。因为在我们长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他们做事情我们会牵挂着，特别是我们自己创办的企业。如果放不下，就退不下。

　　新京报：现在有什么期望？

　　曹德旺：我71岁了，希望多活几年，多做一些事情。这倒不是贪生怕死，国家、社会把我培养成一个企业家，花了很大代价，我只要还有一点余热，就要还给社会。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近五年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曹德旺：五年前大多数时间在中国，现在每年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国际上飞来飞去，处理国际上的业务。

　　2

　　新京报：这五年来，你经历最美好的事物和最遗憾的事物是什么呢？

　　曹德旺：最美好的事情是美国的工厂建成，那是一个高水平的工厂，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如果一定要讲遗憾的话，就是中国人不理解我在美国投资，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他们解释为我跑了。

　　3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曹德旺：更加健康、快乐，我还想给社会多做一些事情。

　　4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想对国家说什么？

　　曹德旺：我想，我们已经到了该总结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时候，要以制定新的政策和新的办法来为未来的发展做努力。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